该书所选的古文，均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先秦选的最多的是《左传》，汉代选得最多的是《史记》，唐宋时代选得最多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照文体来看，该书选韵文十三篇，如《楚辞·卜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牧《阿房宫赋》等，这些作品都是“极声貌而穷文”，工于描绘，描绘中虽用韵语，但与诗不同，往往韵散结合，来加强声情之美。散文则或记人或记事，有议论有寓言等等。 ^[3] 

二吴对清代以前散文的选择存在明显的偏重，重先秦、两汉和唐宋时期散文，轻两晋六朝和明代散文。这一重一轻既有二吴的主观意识，也符合清以前散文的大体情况。《古文观止》吸取明代选家（如金圣叹）的成果，入选的作品大都是比较优秀的。 ^[4] 

二吴又对选文作了新的评注：有时从文章句法和用字入手进行分析，如欧阳修《醉翁亭记》评语：“通篇共用二十个‘也’字，逐层脱卸，逐步顿跌，句句是记山水，句句是记亭，句句是记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有时评语从身世人情入手，如《史记·屈原列传》评：“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唏嘘欲绝。要之，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宜其忧思唱叹，低回不置云。” ^[3] 

评注也取吕、楼、谢、唐、茅、金之说，而用楼、茅、金三家见解最多。多数评语是直接过录，如《谏逐客书》《送李愿归盘谷序》《送石洪处士序》等的总评即全抄自楼氏选本。有过录部分文字以作评的，如《捕蛇者说》《愚溪诗序》总评一半文字取自楼氏选本。《进学解》《讳辩》《祭十二郎文》总评一半文字取自茅氏选本。《晏子不死君难》《五帝本纪赞》《吊古战场文》《留侯论》等文的总评部分文字即取自金氏选本。有本于原评而略作发挥的，如《答任安书》《报孙会宗书》《种树郭橐驼传》《丰乐亭记》 《书洛阳名园记后》《谏院题名记》等文的总评，就是对楼氏评语的发挥。《获麟解》《争臣论》《寄欧阳舍人书》的总评，就是对茅氏评语的发挥。《前赤壁赋》的总评是对金氏评语的改写，《超然台记》的总评是以唐顺之评语为骨架。还有些评语是将诸家之说糅为一体而出以己说，如《岳阳楼记》《读孟尝君传》《喜雨亭记》的总评即合用楼、金之论而言。这种择优而集的方法，在逐句逐段评点时用得更多。如《留侯论》首段末批“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即取自吕氏批语，而“且其意不在书”下批“深人一层发议，此句及一篇之头也”则取用金氏原批。二吴这样“遍采名家旧注，参以己私”，是因为他们认为“诸选各有妙解，颇多阙略，是当取其所长以补其不足，便成全璧”（《例言》）。 ^[3] 

起初，吴乘权、吴调侯叔侄俩只是为给童子讲授古文编了一些讲义。后来逐年讲授，对古文的见解越来越深，讲义越编越精，以致“好事者手录”而去，“乡先生”读后有“观止”之叹，劝他们“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因此，才“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为一书。书稿编好后，即寄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请吴兴祚审阅。吴兴祚“披阅数过”，以为此书于初学古文者大为有益，便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端午节为书做序，且“亟命付诸梨枣”，就有了《古文观止》最早的刻本。 ^[7] 

《古文观止》所选的文本，都是古代历史长河中优选下来的佳作，这些作品或雄浑潇洒，或俊逸清新。入选作品的题材虽然广泛，但都内容充实，情真意切。 ^[8]  《古文观止》突破了分类选编容易流于琐细的局限，是一部比较系统的通史性选本。取文能够大致反映古代散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风格的概貌，给读者以中国散文史的整体观，既将历代传颂的名篇尽可能选入，又重点突出，衡文标准力图思想与艺术兼顾，尽量避免重理偏向或重文偏向。作者仍然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思想这一点放在首位，“异端邪说”是不可能入选的。在每篇之中、之末有夹批或尾批。 ^[9]

1、对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选择了那些可以代表其思想与艺术风格的篇章。《左传》是《古文观止》选的最多的一部书，此书选的《季梁谏追楚师》、《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子产告范宣子轻币》、《晏子不死君难》等，都反映了《左传》的这一进步倾向。《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81篇，基本上能代表他们的特色。即使是个别篇章的入选，也往往能代表写作者的精神风貌。如《过秦论》、《治安策》，显示出贾谊的才气横溢，议论深切；前后《出师表》，反复致意，可看出诸葛亮的一片忠贞；《岳阳楼记》，立意高远，情景交融，反映出范仲淹的思想境界与文章风貌。 ^[4] 

2、对同一体裁的作品，入选时能从不同角度着眼，因而很少雷同单调的感觉。《古文观止》选录书信19篇，但大多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而是各具特色，情文并茂。有的曾影响了一代的重要决策，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有的发表了重要的政治主张，如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有的是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如马援《戒兄子严敦书》；有的是才智之士内心的不平，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有的深刻讽刺了腐朽的社会风气，如宗臣《报刘一丈书》；有的实际上论述了一种专门的文体，如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写法上也变化多端，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反复隐喻，不能自止，几乎可以听到蒙冤哭泣之声；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险语惊人，蹊径独辟，用独特的议论开导友人，可以使人破涕为笑。同是干谒的书信，李白《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豪放侗傥，没有乞怜之态；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通篇用一个比喻，反复形容自己的才能与处境，恳求于人而又自负甚高。《古文观止》中，杂记（主要是景物记）分量很重，达27篇，而且各具特色。柳宗元的《钴鉧潭西小丘记》，寄托着自己放逐蛮荒的悲凉身世，把山水游记与抒情散文结合起来，含义深隐，别开生面；王禹偁的《待漏院记》，抓住人物片刻间的思想活动，着力渲染，解剖灵魂，披露肝胆，又用对比映衬的手法，突出刻画了两种政治品质截然相反的典型人物，这种写法已开了《岳阳楼记》的先河；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句句是记亭，又句句是写政绩，句句是抒发作者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排句散行，从容委婉；苏轼的《喜雨亭记》，抓住“喜雨亭”三字，反复发挥，文情荡淉，笔法灵活，最后归结到及时雨贵于珠玉，表现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因小见大，结构严谨，从游洞引申出一篇研究学问、创造事业的大道理；等等。 ^[4] 

一、完全不收先秦诸子，说明作者未能摆脱《文选》的束缚，其观念已落后于唐顺之。

二、对叙事文重视不够，选史部之文多取其中议论文字，这可能是因为明清科举考试只考议论文不考记叙文之故。

三、南北朝只选一篇，金元完全阙如，致使通史性选本中间缺了两段。前者可能由于仍然轻视骈体，后者可能是学力不够。 ^[10]

《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古文观止》的流行性与通俗性、权威性难以动摇，仍影响巨大，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 ^[7] 

近代文学家鲁迅：“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昭明文选》和《古文观止》）都一样的不可轻视”。 ^[11]

《古文观止》最早的版本，有映雪堂本等。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等地出版了多种“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共有四种：上海沈鹤记书局署做肃房编译室著的一部，广益书局印行署名陆文昭译的一种，署名宋晶如译注的一种，署名许啸天译注的一种。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文观止》的许多译注本，都是用中华书局本为底本。中华书局本实有两种：一是1959年本。这是由原古籍刊行社转来的本子，此本“据映雪堂本断句，并校正了个别显著的错字”。二是1987年本，即安平秋点校本。此本虽以1959年本为底本，但用映雪堂原刻本复核过，用文富堂本、怀泾堂本、鸿文堂本参校过，还用相关史书、总集、别集所收古文校勘过，而且补录了二吴之《序》和吴乘权所撰《例言》。 ^[7] 

吴楚材（1655～1719），名乘权，字子舆，号楚材，浙江山阴州山（今绍兴）人。幼受家教，勤奋好学。16岁时，患足疾，一病数年，仍手不释卷。疾愈，学问大进，在家设馆授徒。曾多次应考，但屡试不中。与侄吴调侯共同编成《古文观止》一书。

吴调侯，为清朝康熙年间人，籍贯属绍兴府山阴县。与其叔吴楚材二人均饱览经典，皆不宜仕途而埋没民间；都长期从事私塾教学，因合编《古文观止》而留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