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4年10月5日，上海法租界。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惊碎了深夜的宁静。

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密探和警察突袭了位于租界的一间普通小洋楼。

由于事前得到确切的消息，他们在这个小楼里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几个毫无准备的共产党人、大量的现金、银行存折、共产主义文件等。

一切都表明，这里就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

尝到了甜头的法租界警察决定守株待兔。

他们带着抓获的人悄无声息地撤离了这里，只留下几名密探继续监视此处。

结果仅仅过了一天，就又成功抓获了另一名共产党员。

到了10月7日这天，这些密探们的彻夜蹲守得到了最丰厚的”成果”。

他们在早上九点半左右成功抓捕了一名乔装而来的共产党员。

经过审讯，这名共产党员供出了党的秘密无线电台的位置，就在公共租界的122号房。

10月8日晚，上海警察们对122号房进行了突击搜捕，除了找到3台短波无线通讯电台。

更重要的是，他们抓获了1名负责电台维护的技师。

面对酷刑，这个人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另一台大功率无线电台的的位置。

警察们毫不费力地在那里搜出了可以直接和莫斯科通信的电台以及各种配件，截至1934年的10月10日，历时近一周、针对共产党的抓捕行动结束。

在国民党中统的协调下，上海的警察们昼伏夜出、加班加点，共抓获了5名中共秘密电台的报务员及译电员。

这一举动，使得当时使用的几个大功率电台全部摧毁，破坏了中共在上海的整个秘密电台系统。

但在当时来看，捣毁几个电台、抓了几个电台人员，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战果。

更难以引起正在南昌督战”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的注意。

当时的国民党也只是草草地对这次行动给予了一个不太走心的评价，认为”是对共党上海组织的一次成功打击”。

反倒是，已经准备发动全面侵华的日本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他们积极地前往租界当局，详细收集了相关情报。

在事件的两个月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给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发了一个 “有关中国共产党会计负责人及电台负责人逮捕事宜”的报告，详细记载了上述情形。

原本至今还保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

也就是说，经过1934年10月这次抓捕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基本上已经失联。

谁也没有对这一”小事”的严重性和产生的历史影响进行深层次的评估。

但如果，事件另一方的蒋介石能穿越一次历史，开个上帝视角，亲自看看这件”小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以及最终结果。

他估计会大骂一小时的”娘希匹”，再下令把那几天里参与行动，并取得”优秀成绩”的警察、特务们，统统拉到黄浦江边枪毙十分钟。

2

除了这件发生在上海的”小事”，也就在同一时间，远离上海近1000公里的南方，正在发生一大一小两件事情。

大事情是，蒋介石正踌躇满志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想要恢复儒家的道德和准则，以此对抗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侵蚀”。

另一件小事是，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之所以把红军的转移看成是小事，是因为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中共败亡已成定局。

下一步，就是如何通过”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消除它的影响了。

而对当时的共产党而言，却是已经到了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了。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形势已经不能叫坏，而是坏到没底了。

在当时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和战略下，苏区领土寸寸丢失，红军战士前赴后继地倒在前线。

最近的时候，国民党的部队距离苏区首都瑞金只有几十公里，炮弹、子弹呼啸的声音随风传来，仿佛近在耳边。

形势到了这一步，再喊什么口号也没用了，博古等人已经悄悄开始收拾行装准备放弃苏区了。

和现在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

长征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要长征。

在党的最高决策团队里，这项行动被称作“大规模军事转移”。

而按照某些书的说法，甚至连长征这个词，都是国民党首创的。

据追了红军近一年的国民党将军薛岳讲，当他在1935年完成追剿红军的任务后，蒋介石曾发表讲话予以赞扬。蒋说:

“通观古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进行过这样一个行军两万多里的长征。今天，我们创下了这个纪录……”

因为从国民党的视角来看，他们才叫”长途征战”，中共则只能叫”长途跑路”。

无论是”征”还是”跑”，离开之前，博古、李德等按惯例给共产国际的打了一个电报，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准备转移出苏区。

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

但几乎谁都没有想到，这居然成了在长征结束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联系。

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约8万6千人参与了长征，这些人经历了惨烈的突围和艰辛的跋山涉水，一年后，大约只有两万多人走完了长征。

而如果你还记得，前面我们讲过，就在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同一天。

千里之外的上海，警察、特务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收网，他们抓了几个中共秘密电台的工作人员，捣毁了几台发报收报机。

而现在这两件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终于联系到了一起。

就在这一天之前，当时的红军电台因为功率小无法和莫斯科直接通信，一般都要通过上海接收转发。

但现在上海的中转电台已经被国民党捣毁，长途行军能携带东西又很有限，所以他们把已失去了作用的电台留在了苏区。

前因后果、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当日，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正式失联。

3

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一本书，书里关于”权力”有一句非常发人深省地阐述：

权力看似来自于上级，实则来自于下级。

或者可以这么说，虚职是上级赋予的，但真正的实权其实是下级撑起来的。

没有下级的真心服从，再高的职位都是空中楼阁而已。

在长征以前，作为当时中共和红军负责人的博古和李德，权力几乎全部来自于共产国际，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和同意。

在由共产国际操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一群没到过农村、没带过兵的学生领袖，进入了党中央，其中就包括王明、博古。

他们除了都是当年留学苏联的”优秀学生”，都满腹学问并擅长纸上谈兵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对党内颐指气使，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

所以，在后世历史学家的描述里，这段时间的中共就是个”儿子党”，亲爹在苏联。

还有书里形象地说，这是苏联给中共”快递了一个党中央”过来。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干预下，虽然博古和李德的很多决定和做法都十分荒唐，但长征前的红军和全党还是选择了服从。

然而，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他们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中断了，原因前面说了，因为上海的警察们把秘密电台一锅端了。

这意味着，虽然还顶着中共中央和红军负责人的头衔，但博古和李德的所有行动都没有了”亲爹”的指示，更没有了”亲爹”的干预。

这对博古和李德而言，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他们失去了拥有”尚方宝剑”的靠山。

很多年后，李德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的事态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在长征之前，虽然博古和李德的决定和指挥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并不能对他们造成实际的影响，因为有”亲爹”护着。

在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和党内部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加剧。

到了遵义会议上，终于演变成了一边倒的批评。

而失去共产国际的博古和李德，面对其他党内同志和各军团负责人的批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客观上，加速了博古等人失去权力和教员在长征中的崛起。

最后形成的遵义会议的决议，非常口水话、直白粗暴，没有那么多的弯弯拐拐，体现了我党当年纯朴的一贯特色，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这脸打得啪啪作响啊。

最终的结果就是：

遵义会议在完全未经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把教员选进了常委（这是他第一次在党内获得这么高的头衔），同时在军事上成为了周恩来的助手。

从此，在教员带领下的红军和党，走上了逆风翻盘的道路。

在官方最可靠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纪事本末》里，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原文表述如下：

遵义会议前，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重大决策，都向共产国际请示，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甚至是在共产国际派人前来指导下进行的。

而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到了1936年，和共产国际恢复通讯以后，苏联所看到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共产党和红军已经从江西跑到了陕北。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在脱离他们控制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一直不喜欢的、不听话的刺头教员，开始领导这支工农武装。

并且，教员在中共党内确定了其领导地位且不可动摇，成为”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

这时候的共产党虽然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组织，但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实质上，共产党都已经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

不久之后，教员在延安就已经对斯诺说了这样的话：

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

之后，虽然王明从苏联回来，要和教员叫板打擂台，但连共产国际都带话给他：

“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教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也就是变相宣布，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4

我第一次看到关于这两件事的描述，是在一个俄罗斯人亚历山大·潘佐夫写的教员传记里。

作为一名生于莫斯科的历史学博士，他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看到大量的前苏联珍贵档案。

但在他的书里只是提到了这件事，并没有去深入阐述分析。

直到后来我看了金一南教授写的《长征》，书里这样评价：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博古、李德、教员，以及在上海忙于搜查的国民党秘密警察们，谁都不曾想到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件远在上海的，看起来不起眼的小行动，居然就真的像蝴蝶效应般地，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这样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我只是写一篇文章，那么写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大家看着也挺过瘾，以后有机会还可以拿来吹吹牛逼。

这样写也确实很爽，因为很多的野史、传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但作为一个喜欢刨根究底、更喜欢逆向思考的人。

我在写的时候就一直在想，难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就真的建立在这样一件充满巧合的事情上吗？

假如电台不被摧毁，假如长征中博古等人还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教员、红军乃至中共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吗？

这样想的人很多，罗素就曾经说过：

拿破仑在莱比锡的失败，是因为他在德累斯顿战役后吃了一个桃子。

于是，我查阅了更多的资料。

我看到，早在1923年，当时的中共中央5个委员 ，就曾经对共产国际的一项提议表示了一致反对。

我看到，1927年周恩来在一次会上因为和共产国际意见不同怒而拍了桌子。

20多年之后，周恩来还说：

“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我看到，1930年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更是经常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到一边，甚至公开指责共产国际远东局。

到了1931年的时候，对共产国际最直接的反抗出现了。

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因为强烈反对共产国际破坏组织程序的做法，更反对王明、博古未经选举就进入党中央领导层。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骨干在上海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

但当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特务冲进来，这些骨干及家属35人悉数被捕。

他们中间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

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

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地奔走。

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被枪杀的消息。

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

其中柔石身中10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

面对国民党的残忍杀害，党外人士鲁迅拍案而起。

在巨大的愤怒中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

文章里有一首伤感的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5

当我看到这些史料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一直都很听共产国际的话。

而教员，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在苏联”留学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事实上，教员比王明、博古还要早地就在共产国际崭露头角。

早在1927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 就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教员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也是他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

两年后，教员曾短暂失去权力。

他亲手带出来的红四军，因为反对他的”家长制作风”，通过”民主选举”，把他从领导岗位上选掉了。

教员只能黯然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

因为许久没有露面，国民党开始传言教员已死于肺结核病。

甚至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家，也听到教员病故的误传。

第二年初在 《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 提前了四十多年（教员真正去世时间：1976年）对他作出了极高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教员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而失实，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那就是，当时教员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无论如何打压他，也无法完全抹煞他的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了。

这以后，离开教员的红四军开始打败仗，没过多久，教员就又被请回了红四军。

1931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更是直接对中央派来代替教员的负责人项英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致电临时中央，指出：

项英因”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教员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

这看似大逆不道的发电背后，正代表了教员在红军和地方党委中的实际威望和权力。

这是共产国际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代替的。

中国革命人，终于做出了属于自己的正确选择。

然而，在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到达苏区并开始强势剥夺教员的权力后，共产国际居然出手进行了干预。

他们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出：

“对教员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6

通过更多史料的阅读，我基本可以确定：

就算长征途中，中共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即使博古和李德还有苏联护着；

但面对不断的失败，对比教员指挥下的红军曾取得的多次”反围剿”胜利，多数人仍然会做出那个正确的决定。

对长征中的教员而言;

即使失去一个机会，也一定还有其他崛起的机会。

还是斯诺评价得好：

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在这方面教员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1932年，共产国际指挥下的整个红军头脑发热要去打赣州，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赞成。

唯有教员提出反对，说赣州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

彭德怀带领的部队在前往攻打赣州的途中还谈道：

打完赣州再和教员算帐。

结果却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张国焘，可以算是教员一生中最大的对手之一了。

论资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是大会主持人，而教员只是一个记录人。

1935年，长征会师时的张国焘骑着高头白马，手下十万将士，兵强马壮。

彼时的教员刚跑出国民党的追击，蓬头垢面，手下一万多战士面黄肌瘦。

随后，张国焘拒不同意随教员北上，甚至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所在的中央为非法，开除毛泽东党籍，并通缉教员。

这比共产国际的干预要厉害得多了。

问题是，一意孤行的张国焘却越来越孤立，十万战士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得不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 “中央”，灰溜溜地去了延安。

最后更是叛逃，在异国他乡，凄风苦雨地过完一生。

徐向前回忆道 ：

“教员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

我对教员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教员的地位从来也不是天生的。

那些坎坷的经历、那些人生的低谷和打压，每一步都是他走向领袖的坚实台阶。

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崛起和中共命运的改变，更远远不是一个小小的电台被摧毁就能决定的。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总是会产生”小事情改变了历史命运”的错觉。

只是因为视角的局限，如果视角更大，看到的史料更多，会发现：

没有什么成功是一次机会的偶然，历史发展的轨迹，总是各种看似偶然的表象下，隐藏着的必然。

如果你觉得是，一定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经历了剩下失败的99次机会。

我看了那么多历史，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一个人、一个团体成功的背后，一定经历了苦行僧式的斗争与磨难、爆发式的蜕变与牺牲，以及饱和式的尝试与失败。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看过的史料堆起来能有半人高了。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

敬曾经为救国救民奋斗过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们：

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先驱，共和国的功臣。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