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李志这样早早思考提前退休的人也不少。一个名为“FIRE生活”的豆瓣小组于2020年4月19日成立，一年后，已聚集近10万名成员，这个群体汇聚在这个网络空间，讨论与提前退休相关的职业规划、极简生活以及消费投资等话题。

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ing Early）意为财务独立，提前退休，是一种始于美国的生活方式。支持者认为可以通过降低物欲、过极简生活，迅速攒够一年生活费的25倍，每年靠4%的理财收益生活，就可在30岁出头提前退休。

但在上述豆瓣小组中，像李志这样真正实现提前退休的，又寥寥无几。

“40岁前退休，掌握20年生命”

提前退休很早便在李志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2004年，大学毕业的李志进入一家国营物流企业，薪资待遇尚可。但工作时间基本被到货时间主导，货到人到，让他十几年前就体验到类似“996”的工作制。

周一到周六工作五天，周日轮休，平时加班到晚上九、十点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周中可以选一天休息，但囿于两人一组的搭档制度，不论谁休息，另一个人都要干对方的活。长此以往，非特殊时刻，也没人再休息了。

工作两年后的一次加班，李志叫师傅一起吃晚饭，走进办公室，喊了几声，没人搭话。“我就看他趴在那，怎么叫都不醒。”李志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天的情形，他赶紧叫来救护车，发现师傅已是肝昏迷状态。

这件事对李志的冲击不小——好端端的人，四十多岁的年纪，说倒下就倒下了，“如果我一直做下去，到他这个年纪，估计也是这样”。

身体的疲惫只是一方面，单位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时常让他心烦。没多大的事，天天开会，“60分的能力非要100分的成绩，做不到就相互推责，说白了就是人搞人”。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社保缴费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就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李志却选择了一个漫长的提前退休计划。“40岁前退休，掌握20年生命”，成为他的生活目标。

很多人都会将提前退休和财富自由绑定。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胡润财富自由门槛》，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入门级财富自由门槛是1900万元，主要包括一套120平米的市区常住房、2辆车、60万元的家庭税后年收入和800万元的金融投资。

李志赞同，提前退休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他认为提前退休和财务自由没有太大关系，更多需要的是意志力，“钱存到够生活起居就可以行动”。

2008年，李志在上海入手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这套房子被他看做可以提前退休的底气。除此以外，股票、基金等各种理财产品和投资，李志或多或少都有留心。

2020年4月30日，五一劳动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李志正式结束了上班生涯。当计划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时，他的内心十分平静，此情此景已在脑海中演练过千万遍。

退休一年，李志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再装了”。领导、同事都不再是自己考虑的对象，喜欢或不喜欢全凭自己心意做主。

最近，他发现居委会的人都有点烦他——以前，他压根顾不上社区里那些公共事务，现在凡是遇上了都会多问两句。

退休后，李志终于有时间将上班时买的书读完了，一年就看了四五十本。除此之外，就是运动、偶尔社交。

他说，自己的物欲原本就不高，现在最大的支出就是吃饭以及水电气，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度过。

一切从简

32岁的北京人黎昶，和丈夫从大一就开始交往，2013年毕业后，两人选择在北京发展。丈夫是外地人，家里有负债，两口子只能铆着劲工作、理财投资，想用自己的钱买房子，向双方长辈证明他俩凭自己能过好日子。

最忙的时候，黎昶曾有四份工作，还不在一个区，通勤路上，不是用来补觉，就是听课或看书。

2014年，丈夫的创业项目走上正轨，黎昶顺势辞职回家计划休整一年，但看到理财的被动收入和雇佣职业经理人开店的收入已远超以前的工资，黎昶便彻底退休了。

不用上班的前半年，黎昶用“堕落”来形容自己。每天5点一睁眼，躺在床上就开始看视频，饿了就叫外卖。除了看看理财资讯和遛狗，没一件正事。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就和天南海北的网友吹水聊天。

半年后，黎昶的退休生活进入第二阶段——极度自律。

过度放纵后，黎昶生怕退休脱离社会，决定在家也要提升自己，于是开始报考各种职业资格证。怕离家近有惰性，她舍近求远，天天坐车去图书馆看书，每天9点到馆，看到晚7点半闭馆再回家，规律程度堪比打卡上班。

折腾了一圈，她终于将自己调试回一个相对简单的生活状态。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衣服、鞋子、护肤品、化妆品一概不买，也不喜欢出门旅行，生活中最大的支出，是为了猫狗。

四川人林季在不断前进的生活中，也突然更换了跑道。

1982年出生的林季，家庭条件不好，父母离异后，母亲靠着捡垃圾供她读书，“有人出生就在罗马，甚至还是罗马的王子公主，我这个人出生连起跑线都看不到”。

林季急于改变家庭经济状况，2005年毕业后，做了当时还不太热门的瑜伽教练，一节课100块，每天两节课。她在空余时间还打三份工，但很快便抵达收入天花板。

那时，听人说义乌是做生意的天堂，林季义无反顾地奔了过去。“穷怕了，”林季形容当时的自己，“只要能赚钱，让我豁出命去都可以。”

此后几年，靠做小生意，加上肯吃苦，林季慢慢有了自己的积蓄。到了2010年，她终于存够了100万。

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疲惫，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生来受苦。她突然发现，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剩下的日子，她要按自己喜欢的来。

像黎昶一样，提前退休的林季刚开始也经历了一段“躁动”时期，不过她的“症状”体现为膨胀的物欲。

像是对过去工作时舍不得消费的一种补偿心理，项链、戒指，凡是她想要的都要有。但很快林季便发现，脱离了工作场合后，这些东西没什么意义。

后来，她的生活一切从简，再没有非必要的消费。鞋子尽量买莆田货，衣服和包几乎只出不进。喜欢的衣服穿到破，淘宝购入几块钱的花样补丁，缝缝补补继续穿。

因为错失时机，林季没有买房。之后发现根本买不起了，那就算了。“不强求，房子又带不走。”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有一辆车，基本只用于出远门，能走路就不坐公交，能坐公交就不开车。

林季说是提前退休，其实更像一个自由职业者。她靠做网站以及教瑜伽课的收入，来覆盖生活支出。

接受采访时，林季正在拉萨自驾。她在路上找了几名旅伴，她出车，旅伴出油。吃饭人均三四十块，酒店百八十块。同行的大哥想买纪念品，林季不停阻止他，“你真的需要吗？你急用吗？不然别买了。”

婚育难题

提前退休是一个小众选择，许多实行者早早放弃婚育打算；结婚生子的，则会面临诸多问题。

李志一开始就明白，决定提前退休，就意味着放弃结婚生子。他认为，在中国，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不光要满足自己家庭的需求，还要满足对方家庭的需求。不能满足，只能不欢而散。

前几年，长辈持续催婚，碍于情面，他只能赴约。“三言两句几句话，就是在谈你有多少身家。”一杯咖啡的时间，成年人都对彼此需求了然于心。

李志将他的提前退休策略总结为“四大皆空”：失业保险用空，公积金账户用空，社保能用多少是多少，医保卡刷空。

面对母亲的不断催婚，林季则选择了妥协。但夫妻俩在生活观念上完全不同。相比林季，丈夫还想再“蹦一蹦”，而林季安心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一个想冲刺，一个想散步，这对夫妻最后只能以分手告终。

两人有一个女儿，现在由前夫抚养。“当初我不想生，他说我生下来他负全责，现在就是他实现诺言的时候。”林季在豆瓣的网友提问中答道。

但母亲并未因此放弃让林季再婚的念头，认为结了婚，女人才有出路。

林季不明白婚姻同样不顺利的母亲为什么一定要让她结婚，二人谁也无法说服谁。现在，相依为命的母女俩，互相不怎么说话，成了同一屋檐下最熟悉的陌生人。

黎昶夫妇并未从一开始就放弃生育，他们原计划在10年内生3个小孩。提前做奥数题，打听北京私塾，写宝宝日记，黎昶打趣自己是“育儿界未雨绸缪的尖子”。

但退休后，黎昶发现，当父母是份特别辛苦的工作，她和丈夫没有能量再去承担一个孩子的人生。既然如此，那便决定一个都不生了，丈夫干脆去做了结扎，两人彻底成了丁克。

黎昶打算老了之后和丁克朋友们一起建个养老院。最近，她在网上发帖，寻找相同意愿的朋友。不到一周，四个群涌入两百多人，但以女性居多，进群的男性只有两个。

对于一些提前实现自己财务目标的创业者来说，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经不是问题，这时，已婚已育的家庭结构，却使提前退休的难度再次升级。

退休前，36岁的刘瑞在一家初创公司做人力资源总监，丈夫也成功卖出了他的创业项目。夫妻俩在北京和上海都有房，加上各种投资理财，和早已准备好的大额养老金存单，生活不是什么难事。

丈夫自从卖掉了项目就提前退休在家，研究自己兴趣相关的东西。刘瑞离职则是想换换环境，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便也成了一位提前退休人士。一天到头，刘瑞基本都围着孩子转，“说白了就是个家庭妇女”。

两人的孩子不到5岁，正是开始花钱的时候。作为父母想尽力提供好的条件，让小孩成长压力小一些。

2020年年底，夫妻俩用北京和上海的两套房，在上海置换了一套学区房，对口一个相对教育质量较高的公立学校，9年一贯制，希望帮孩子避开小升初的淘汰选拔。

但一线城市的教育竞争激烈，从早教班到各种课外机构，无休无止。她为此以及可能到来的二孩而感到焦虑。

需要一些运气

能够提前退休，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吃到了时代红利——当初，一线城市的房价没有现在这么夸张，互联网的发展又带来了许多财富和机会。

2008年，李志在上海买下的房子每平方米七千多元，当年他的工资税前1.2万元；2020年离职前，他税前工资1.3万元，房子的价格翻了三倍，涨到2.1万/平方米左右。

如果没有这套一早就买下的房子，在国企上班的李志，恐怕现在还无法实现他的提前退休计划。身为上海本地人的他，还有外婆和父母留下的两套房产为他带来租金收入。

采访过程中，李志多次提到运气，有一次他突然说，“我买房首付三十多万就是买彩票中的”。

2010年，工作三年后，刘瑞经由朋友介绍认识了她的丈夫，这位和朋友一起创业的程序员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恋爱半年不到，两个人便设立了一个共同记账本，开始为未来规划储蓄。2012年结婚，在亲戚朋友的帮衬下，两人果断出手，在上海内环买了一套二手房。这套房成为了他们现在能够置换学区房的基础。

2013年前后，整个互联网行业机会增多，新的项目很容易拿到投资。她明显感觉丈夫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快，投资方越来越有实力。两年后，丈夫成功将创业项目卖出，先她一步，进入提前退休状态。

“2012年房价低迷，2013年余额宝出现。”黎昶回忆，“那会只要不把钱放在银行，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能挣到钱。”当时大众对于理财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赚钱”。

FIRE生活小组中，“二线省会这点钱够fire吗？”“今年35岁，我的条件可以fire了吗”“90后上海草根土著好想fire啊”，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小组管理员山水居士曾发帖，对已退休人士进行了一番总结。据他观察，已退休人士存在着“幸存者偏差”，他们“幸福”的帖文更像是给自己打气，或是通过“大声喊口号”来证明自己退休生活的“幸福真实性”，但大部分痛苦的退休者并未发声。

（应受访者要求，李志、林季、黎昶和刘瑞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