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点了点头，毛泽东望着她，眼神慈祥，轻声问道：“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

个性温和的李敏无法告诉自己的父亲，从1964年她搬出中南海的那天起，她的通行证就被没收了，这些年来，她与丈夫住在兵马司胡同的一间普通民房内，曾下放干校三年，过着清贫的生活，虽然非常思念父亲，却无法走近父亲身边。

毛泽东又问道：“你今年多大了?”

李敏说：“39岁了。”

毛泽东立即说道：“不，你今年38。”

对于李敏的出生时间，一直有1936年和1937年两个说法，前者来自一些英美记者的出版物，而毛泽东清晰地记得，女儿1937年出生在陕西宝安县的一个窑洞里，他看到李敏刚出娘胎的模样，激动地向来探望的邓颖超等人比划着描述：“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那天，他给女儿起了“娇娇”的乳名，一直喊到此刻。

毛泽东还想说点什么，声音微弱得无法听清，李敏望着父亲，只见他艰难地打起了手势，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李敏用眼睛询问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那人摇了摇头，表示也没听清。

这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此后他几乎无法说话，常用手势或动作来交流，9月7日，他从休克中醒来，最后一次关注国际新闻时，艰难地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三道线，见工作人员没能明白他的用意，又焦急地慢慢抬起手，在木床上敲了三下，工作人员这才明白他要看三木武夫的消息，忙为他朗读了大内参上有关三木和日本大选的消息，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闭目休息。

父亲给出的那个圆圈模样的手势，让李敏此后琢磨了很久。多年后，她与一位挚友谈起此事，朋友若有所思地问道：“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呢?”

一番话让李敏心底泛起了涟漪，她想了起来，母亲贺子珍出生于中秋之夜，当时天上一轮圆月、地下满陇桂香，贺家父母极为高兴，为初生的女儿起名贺桂圆，上中学后，才改名为贺子珍。毛泽东手势中比划的那个圆，就代表她的母亲啊！

9月8日，是1976年的中秋节，月上中天、万家团圆之时，毛泽东陷入了重度昏迷，9月9日的零点十分，他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曾经共历艰辛、风雨同舟的一段夫妻深情，却成为毛泽东与贺子珍二人心底永远的遗憾，自1937年分开后，四十年里，二人只短暂见过一面，余生只能无望地遥寄思念。

1、井冈山上的初逢

永新是江西大县，位于井冈山麓，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家境殷实、有田地上百亩，贺焕文曾捐过举人、在清末当过安福县令，贺子珍是他的第三个孩子，生于桂香满溢的月圆之夜，因此取名贺桂圆，后面的妹妹就跟着起名贺银圆（即贺怡）、贺先圆，兄妹共五人。

笃信国学的贺焕文把儿女都送到私塾里读子曰诗云，要他们信奉“唯耕唯读”的儒家传统，直到五四运动后，贺焕文因官司破产，贺家兄妹才得以进入新学校。

在禾川中学，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与好友袁文才受革命思潮影响，在县城里组织示威游行、发动革命，贺子珍也积极参与，她16岁入团，17岁加入共产党，号召妇女放足剪发，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为“永新三贺”，贺子珍因身材修长、相貌俊美很受人瞩目，有“永新一枝花”之称。

1927年，蒋介石举起反共屠刀后，贺家兄妹在永新组织了赤卫队，攻下永新县城，18岁的贺子珍打着绑腿、背着步枪、挂着子弹带，领着赤卫队守护城门，成功打退了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手下几百人的特务营，她英姿飒爽、勇略过人，在永新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后因敌人大举反扑，1927年8月，贺家兄妹撤退到井冈山。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有一千多条枪的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双方人马会合时，毛泽东看到对方的“头面人物”里竟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感到很惊讶，听过介绍，他握住贺子珍的手，爽朗地笑道：“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在并肩战斗的岁月中，两个革命者的心走近了。

每次毛泽东下山远行，都会走到贺子珍的窗外，敲敲她的窗户说：“我要走了。”贺子珍起初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毛泽东每次离开都要告诉她?渐渐的，她对稳重豁达的毛泽东有了依赖，遇到什么事都想找他倾诉。

一天，她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看见他正在伏案工作，就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他，过了很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看见了她饱含炽热情意的眼神，就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片刻，他才充满感情地说道：“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毛泽东与发妻杨开慧失散多年、不知生死，传说杨开慧已被湖南军阀杀害，在充满凶险、不知未来的动荡岁月里，看到二人互有好感，也为了促进双方的联盟，袁文才等人热心撮合了这段婚事，1928年5月26日，两人结合了，没有举办什么仪式，只由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坐下来喝了几杯，算是喜酒，贺子珍送给毛泽东一个自己绣的大挎包，后来成为毛泽东随身用的办公用品，作战、行军，都佩在身上。

他们是真诚相爱的，毛泽东欣赏贺子珍作为革命者的刚烈个性和执着，当时贺子珍被称为“双枪女将”，她能够左右开弓、双手开枪，而且枪法极准，在井冈山一带作战时，常一枪解决一个敌人，胆大心细、常人难及。

此时的贺子珍是优秀的、自信的，在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二女杰”中，文武双全的贺子珍是其中翘楚，不过，长征路上，为在敌机轰炸中掩护伤员，贺子珍浑身被炸入17块弹片，昏迷不醒，其头、背、肺部的弹片，终生没有取出，这严重影响了她后来的健康状况，也成为她与毛泽东分离的重要原因。

2、史沫特莱的到来，造成贺子珍的离开

婚后，贺子珍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丈夫，这让她非常害怕失去毛泽东。

作为一个女革命者，贺子珍爱得刚烈而执着。在与毛泽东结婚前，她多次带人去敌占区冒险侦察，还曾单枪匹马地引开敌人，让正在开会的毛泽东等人转移，完全不顾自己安危。

婚后，毛泽东一度受到排挤，前往东华山养病，身处逆境又患上重病，精神压力很大，李敏曾感叹说：“如果当年没有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难以想象爸爸将会怎么度过那最难熬、最痛苦、最艰难的日子。”风雨同舟的生活，反而让贺子珍感觉充满温情和幸福，只是，东华山的日子是短暂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他的生活不再只属于自己的妻子。

十年婚姻中，贺子珍为毛泽东生育了六个孩子，大多出生在炮火与长征途中，1929年生的女儿毛金花、1932年生的儿子毛岸红，寄养在外、下落不明，1935年2月，长征途中她在云贵交界处的一个村庄生下女儿，只看了一眼，留下4个银元就送给了老乡，连名字都没起。

频繁的生育让贺子珍的身体变得虚弱，多次的骨肉分离让她的精神变得脆弱，1935年，看到延安出现了众多年轻漂亮的知识女性，风气也比苏区开放得多，贺子珍失去了从前的自信，她想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要求进“抗大”学习。

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同意，抗大纪律严，要过“三操两课”的军事化集体生活，而贺子珍身体尚未康复。

倔强的贺子珍坚决要去上学，去了抗大后，除了周末，她很少回家，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她得了贫血病，一天病情恶化倒在厕所里，不得不暂时停学，住回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一留三孔窑洞。

在家休养期间，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底，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应邀来到延安，开始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与女翻译吴光伟（英文名Lili，又称吴莉莉）都是烫发、抹口红的时髦女性，在偏僻的陕北很是引人注目。

逗留期间，史沫特莱还为延安带来了交谊舞。25岁的吴光伟毕业于北平女师大，曾留过学，活泼开朗的性格让她成为交谊舞会上的明星。

交谊舞会的开办让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感到不满，她们看到一批批新涌到延安来的年轻女学生与高层将领们手把手、面对面地跳舞，这让严肃的上下级关系似乎变了味。

据史沫特莱说，由于毛泽东跳舞缺乏节奏感、又比较自傲，并不愿向她俩学跳舞，于是史沫特莱写条子邀请毛泽东来聊天，毛泽东对此欣然从之，很快来到她的窑洞里，有时还带着一袋花生，一起谈天说地，纵论中西文化。

史沫特莱回忆说：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吴光伟）所住的窑洞来，我们三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

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扎根大地，对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有深刻理解。不过，此时他已经有了国际影响力，既需要史沫特莱这样的外国记者为他扩大宣传，也渴望了解世界。吴光伟是他密切接触的第一个女留学生，毛泽东虚心向她学起了北平官话和英语。

1937年春天，贺子珍生下第五个孩子李敏后，或许是产后抑郁，让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接触。

当时，史沫特莱与吴光伟在延安是被人议论纷纷的人物，史沫特莱一来，就当众向朱德行西方的贴面吻礼，猛地亲了两下，吴光伟则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舞会明星，被延安妇女界视为异类。毛泽东与她们两人频繁见面，还在史沫特莱的窑洞里学习跳舞，这让贺子珍内心既不安又愤怒。

一天晚上，她推开史沫特莱的窑洞门，看见毛泽东与吴光伟正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个性刚直的贺子珍禁不住走上前去指责二人，还用手电筒砸破了吴光伟的头，史沫特莱在屋内听到动静，上来对贺子珍就是一拳，由于警卫拉架的失误，身手敏捷的贺子珍不但无法还手，脸上还挨了重重一拳，眼圈都被打黑了。

不久，史沫特莱与吴光伟被礼送离开。

这件事成了夫妻俩分离的导火索，贺子珍气愤难平，吵得很厉害，最终毛泽东生气地说道：“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各人住各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

毛泽东的本意是想缓和一下夫妻关系、双方先平静一下，贺子珍却认为丈夫对她感情已经变冷，后来她告诉女儿：“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此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对婚姻心灰意冷的贺子珍想要从西安转赴上海，到医院取出身上的弹片，同时做人工流产。

这一年她才28岁，却已经六次怀胎生育，在战争中落下浑身伤痛，又因出身农村、教育程度不够，来到延安后，在与“洋学生”的比较中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她因此下决心离开毛泽东，外出治伤、求学，以自我成长来弥补她与毛泽东的夫妻感情、修复她的自信。

1937年10月，贺子珍丢下只有六个月大的女儿李敏，跟着斯诺夫人一同前往西安，由于上海已经被日寇占据，她只能逗留在西安，毛泽东托人捎来长信，苦苦相劝，要她返回延安，倔强的贺子珍没有听从他的意见，11月底，她辗转来到兰州，想前往苏联治病并学习，毛泽东连发多封电报劝她回来，贺子珍仍然没有听话，1938年1月，她乘飞机来到了莫斯科。

1938年的春节，毛泽东孤身一人、格外寂寞，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的李六如妻子王美兰回忆：“贺子珍是1937年走的，那年的春节，毛主席过得很孤独。除夕那天，是他同李六如和我三个人一起度过的，他的情绪并不好。”

3、十年生死两茫茫

来到异国之后，贺子珍的情绪平静下来，她一边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一边治病，医生告诉她，身体里的弹片是无法取出的。1938年4月，她在医院生下一个男孩，起名廖瓦。

满月以后，贺子珍把孩子送进婴儿室，自己接着苦读，由于乏人照管，当年冬天，廖瓦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得了感冒，不久转为肺炎，还没送到医院就夭折了。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流露出内心的后悔，并汇报了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贺子珍的想法很简单，在苏联读几年书，等风平浪静后，再以全新的面貌归来。

而世事却没这么简单，1938年9月，毛泽东托人带来一封信，正式提出中止二人的夫妻关系，第二年，一次课后学习时，贺子珍从塔斯社记者报道的延安新闻里知道毛泽东再婚了。

江青是在1937年夏天来到延安的，贺子珍走时，她刚刚结束审查、进入抗大学习，给人的印象是“相貌、风度出众，皮肤细腻白嫩，写得一手好字，草书有怀素之风。懂得英语，能看外文原版书。”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江青会揣摩、取悦他人，绝不敢像贺子珍那样顶嘴、争吵。

听说廖瓦夭折，1941年底，毛泽东派人将年幼的李敏送到贺子珍身边作伴，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也随后来到莫斯科，兄妹三人一起生活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苏德战争开始后，1941年7月28日，贺子珍和三个孩子被疏散到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为照顾这兄妹三人，贺子珍在院内帮厨、缝纫、带幼儿上课，她外孙女在书中记录道：“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满了冰……”

1942年，五岁的李敏也患了肺炎，无情的保育院长将她送进太平间旁的隔离室等死，屋内冷如冰窖，连桌面都结了冰，贺子珍焦急万分，她不顾院方规定，点燃木材为女儿取暖，最终救回了女儿一命，却因此与院方工作人员产生了冲突，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1947年，才被王稼祥解救出来。。

1947年春天，贺子珍母女乘火车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先是住在哈尔滨。

回国后，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主席：

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在的情况不太了解，需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的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

我很感谢你对我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代我尽了做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我将终身铭记在心。”

收信后，毛泽东沉默良久，才提笔写了封回信，托贺怡转交：

“自珍：

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贺子珍一收信就明白了，信上的称呼用意深刻，主席希望她以后自己保重、顾全大局。不久，她服从组织安排，定居在上海，一住就是几十年。

据曾毛泽东身边当了15年警卫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听到贺子珍回国的消息后，毛泽东的生活并不平静，他想见贺子珍一面，因此与江青发生矛盾，流露出对再婚的后悔，但此时他身不由己，一来要服从组织原则，二来要顾及影响，虽然非常思念贺子珍，却再也无法破镜重圆，只能叹息道：“凑合着过吧！当初结婚没搞好哟……如今，我这个情况，再闹离婚也不好，背了包袱……”

相处日久，毛泽东与江青已感情变冷，毛泽东非常厌烦江青的“个人主义、好出风头”，江青也看不惯毛泽东的“农民习惯”，二人先是分餐，后来分居。

毛泽东个性刚毅，贺子珍固执倔强、不甘服从，虽然有着性格上的冲突，而二人同样出身于农民运动、经历过长征，价值观契合、同历风雨，爱得真诚、无欲无求。贺子珍充满奉献精神、忘我的爱，在此后的岁月中，越发让毛泽东感觉珍贵、难以忘怀。

1949年，毛泽东将李敏接到身边养育，女儿从此成了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的感情纽带，每年寒假，李敏都会前往上海陪伴母亲，带去毛泽东亲自挑选的礼物，又为父亲捎回母亲精心准备的冬笋、辣椒等土特产。

4、相见时难别亦难

1959年7月，贺子珍在庐山会议上见到了毛泽东，这也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

当时毛泽东住在美庐别墅，托人从南昌接来贺子珍，贺子珍并不知道会与他见面，上二楼一进屋子，看见一个人从沙发上站起来，不禁惊呆了，刹那间泪流满面，毛泽东也很感慨，面前的贺子珍虽然才50岁，已经被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得满头白发、面貌憔悴。

毛泽东为她倒了一杯茶，劝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接着又问：“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贺子珍捂着眼睛道：“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爱耍小性子，请主席原谅。”毛泽东叹了口气，神情凄然。

为她的不听话，年轻时，他伤透了脑筋、想尽了办法，可此时他又非常怀念她的倔强、泼辣，只是，眼前的女子已不复是他当年初见的英姿飒爽、双眸明亮的双枪女将，显得是那样羸弱无助。

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要开会，托人送贺子珍回招待所，说第二天见面再聊，而第二天一早贺子珍就被人通知赶紧下山，临行前，她托警卫员转交毛泽东一块白手帕，白手帕上面绣着四个字：永远诀别。直到主席晚年，这块白手帕都被珍藏在他的铁箱子里。

不久，同为二人好友的陶铸夫人曾志询问毛泽东重逢的感受，毛泽东回答说：“（贺子珍）不行了，脑子坏掉了，答非所问。”这让曾志非常失望。

而曾志没有发现的是，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美庐里挥毫默写了很多李商隐的诗词，如《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诗风豪放的毛泽东，一般是不会抄写这种婉约派诗歌的，66岁的他在强自按捺着内心的动荡和感伤，“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用诗句寄托抒发着内心无望的思念，当年8月，他在中南海为李敏主持了婚礼，贺子珍没有出席。

庐山重逢也让贺子珍的感情上再次起了风浪，不久她病倒在床，毛泽东听说后，很是心焦，让李敏带上水果和营养品去看望她，还坦率地对李敏说道：“我知道，你妈妈的病全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19岁了。”话里充满心酸与无奈。

上车后，他隔窗挥着手嘱咐女儿：“娇娃，要照顾好你的妈妈！”望着父亲头发半白、一脸焦急的模样，李敏很是心酸。

病入膏肓的贺子珍几乎水米不进，只有听到李敏说起她父亲时才会眼睛一亮，李敏就借着父亲的名义劝她吃饭服药，才让贺子珍渐渐恢复生机。

寂寞中的贺子珍曾到处寻找她当年寄养在外的孩子们，却几乎一无所获。

60年代，与江青分居后，毛泽东的感情生活十分寂寞，贺子珍的影子在他的心底越发清晰起来，1970年9月，年近八旬的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时，跟服务员聊天时，还充满怀念地说道：“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最漂亮。”

江西是他们从前相爱结合的地方，三上庐山，饱含着毛泽东对往日美好的追忆。

1976年，毛泽东病重去世，闻讯之后，贺子珍一夜白头。

5、第三次合影的心碎

1979年，在毛泽东逝世三年、贺子珍也已偏瘫两年之时，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等候半生的贺子珍终于被批准来到北京。

1979年9月18日，贺子珍带着女儿、女婿等人，坐着轮椅进入纪念堂，四十年间，除了1959年在庐山匆匆见过一面，二人再无交集，此时已是天人永隔。

一进门，望见毛泽东的大理石坐像，贺子珍的视线就模糊了，她含泪与李敏等人向坐像敬献花圈，缎带上写着“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随后，她与毛泽东坐像合影。

年轻时，贺子珍与毛泽东曾有过两张珍贵的合影，每张照片中她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是她与毛泽东的第三次合影，而合影的场景、她脸上凄然的神情都是那样令人心碎……

合影后，贺子珍被推到水晶棺旁，绕着毛泽东的灵柩慢慢转了两圈，她专心凝视着已经安详长眠的老战友，泪如泉涌，难以控制内心汹涌的悲伤和感情。

怕她受刺激太深，医护人员们把贺子珍推进了休息室，休息室里悬挂着毛泽东手书的《七律·长征》，望着诗词条幅，那乌蒙山上的跋涉、金沙江畔的战斗都一一浮现在她眼前，让贺子珍内心悲欣交集、难以名状。

离开之际，神情已恢复平静的贺子珍从车内回眸，留恋地望向纪念堂，这一镜头被拍了下来，她外孙女孔东梅后来在书中写道：“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

这是至死不泯的深情，是充满奉献精神、忘我执着、不怨不悔的爱，正因如此珍贵，才让毛泽东在弥留之际，依旧念念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