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1]  [3]  [4]}

《论语》的篇名通常取开篇前两个字作为篇名；若开篇前两个字是“子曰”，则跳过取句中的前两个字；若开篇三个字是一个词，则取前三个字。篇名与其中的各章没有意义上的逻辑关系，仅可当作页码看待。

《论语》是孔门弟子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者主要是仲弓、子游、子夏、子贡，他们忧虑师道失传，首先商量起草以纪念老师。然后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

清代学者崔述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转引郑玄注云：《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一说法在郭店简中得到旁证。郭店一号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郭店简“《语丛·三》简引述《论语》，更确证该书之早”。《语丛·一》引用子思子《坊记》内容，而《坊记》还引用过《论语》的内容。“《语丛》摘录《坊记》，证明《坊记》早于战国中期之末，而《坊记》又引述《论语》，看来《论语》为孔子门人仲弓、子夏等撰定之说还是可信的。”孔子弟子中，有子代孔子，以所事孔子事之，称子并不奇怪，子指老师，对儒家学子除了师承之外亦有掌门人之意。除了孔子，有子、曾子、冉子、闵子亦称子，冉子、闵子早逝，故师承的儒家掌门，只能是曾参，故代有子者只剩曾子有可能。颜回，虽然被尊奉，但由于早死，没来得及收徒，不是弟子记载，故不称子，可能是家人所记。原宪、漆雕开，虽然收徒，世称子思子、漆雕子，但《论语》所记，亦不是弟子记载，故亦不称子，多半是师兄弟偶而提及。

《论语》既是语录体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

《论语》的作者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对这一解释加以驳斥。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后。崔述《洙泗信录》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从词义的运用上可反映出《论语》的著笔先后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7-9]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的表现之一为克己复礼，有所不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欲施做答，欲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取舍，施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实践，用好心坏心来说，要防止好心办坏事，就要慎施）；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3]  [10]  [11]} 

《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不仅篇幅较长，而且注重记述，算得上一篇结构完整的记叙文，人物形象鲜明，思想倾向通过人物表情、动作、对话自然地显露出来，具有较强的艺术性。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论语》的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还有就是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时语言浅近易懂，接近口语，也是一个特点。 ^{[10]  [11]  [12]}

西汉刘向《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

西晋傅玄《傅子》：“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南梁萧统 《文选·辨命论注》引）

北宋赵普：“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

北宋邢昺《邢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语，散则言语可通，故此论夫子之语而谓之善言也。”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〇五：“‘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南宋何异孙《十一经问对》：“《论语》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有弟子自相答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

清代邵懿辰 《仪宋堂后记》：“明太祖既一海内，其佐刘基 ，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

清代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九：“余撰《文勤神道碑》，即据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状，言公年十有一，‘四子书’、‘十三经’皆卒读。”

清代薛福成 《选举论中》：“常科以待天下占毕之士，试策论;论仍以‘四子’、‘ 五经’命题，特易其体格而已；策则参问古今事。” ^[5] 

《论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务运动，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论语》进入经书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这样是十三经。”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在中国古代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之大。

《论语》中保留了一些人们对孔子师徒的批评讽刺，有的作了辩驳，有的没有回答。其驳议辩难部分对后世很有影响，如《答客难》等设为主客问答进行辩难的小赋，都从《论语》受到启发；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现了儒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奋进精神的赞扬。 ^[13]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古时称为方术士，擅长祭祀，算命等），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三种不同的本子：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二十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论语》（即《古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鲁论语》和《齐论语》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语》为根据，“采获所安”，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东汉末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定本。

孔壁中书本《论语》由孔安国定。当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时，正值“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氏，“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14] 

《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何晏《论语集解·序》说：“《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并经常引用了孔安国的《注》。但孔安国是否曾为《论语》作训解，《集解》中的孔安国说是否伪作，陈鳣的《论语古训·自序》已有怀疑，沈涛的《论语孔注辨伪》认为就是何晏自己的伪造品，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又认为出于王肃之手。

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还可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然而，今天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张禹这个人实际上够不上说是一位“经师”，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附会王氏，保全富贵，当时便被斥为“佞臣”，所以崔述在《论语源流附考》中竟说：“《公山》《佛肸》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乎？”但是，崔述的话纵然不为无理，而《论语》的篇章仍然不能说有后人所杜撰的东西在内，顶多只是说有掺杂着孔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之中的不同传说而已。

《论语》的版本之争实际上就是真伪之辩。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有竹简《论语》。2016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约五千枚竹简，考古人员在这些竹简中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论语·知道》篇，并初步断定属《论语》的《齐论》版本。 ^[2]  [14] 

《论语》与《孝经》都是汉初学习者必读之书，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论语》。汉朝人所注《论语》，已亡佚殆尽，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的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三国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经义考》、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疏证》。

两千年来，为《论语》作注释的书籍不胜枚举。据统计，历代研治《论语》的专著不下三千余种。可惜的是，这些古籍亡佚者居多。流传有序且影响较大者有：一、汉郑玄《论语注》；二、魏何晏《论语集解》；三、梁皇侃《论语义疏》；四、宋朱熹《论语集注》；五、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六、民国程树德《论语集释》。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关于《论语》的注释性著作重要的有四部：一是魏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它是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论语》的结晶；二是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它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三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它是两宋时期理学家《论语》精义的荟粹；四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清代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之大成。这四部《论语》注释代表了《论语》研究的四个阶段，同时也代表了四种研究方法，是现代研究《论语》基本资料。 ^[15-16]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著作。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了儒家经典《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