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国为什么要转型？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做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一边倒向苏联。

之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为了赢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得已出兵朝鲜。

虽然彻底断绝了中美结交的希望，但是换来苏联的“156项工程”，给新中国奠定立国的根基，怎么算都值。

此时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美国则是日常互怼的敌人。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三国关系几乎不会改变。

然而再过10年，苏联的大国野心逐渐暴露，想通过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侵占中国的主权。苏共也表现出“老子党”的作风，经常想指导中共的工作。

毛主席不能忍：“你们知不知道中国人受了多少苦难，才换来如今的独立地位啊，现在还把中国当殖民地，是不是没睡醒啊？”

苏联也很愤怒：“中国能有如今的成就，基本是苏联援助的结果，现在想翻脸不认人了？”

两国的利益诉求不同，结果便是分手。

苏联撤回援华专家，留下大批待建项目停在工地，而且苏联给中国不少贷款，现在又逼着中国还债。

中国能有什么办法，还呗。

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都非常惨，美国是天然的敌人，苏联是已经分手的情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都和中国不友好，中国相当于在夹缝里求生存。

到了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对中国更加强硬，不仅准备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打击”，还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64年到69年的时候，两国的边界冲突就有4189起。

战争一触即发，中央各位领导人被疏散到全国各地，准备中国一旦被侵略，各位领导人就在地方组织反抗。

1969年3月6日，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局面更加恶化，以当时的人们来看，世界大战近在眼前。

为了追求独立自主，中国成了世界孤儿，那种憋屈的感觉，我们现在很难感同身受。

但世事无绝对。

珍宝岛战争爆发的同年，毛主席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分析国际形势，想办法缓解目前的困境。

他们提供了四分报告，总的意思是美国利用中苏矛盾，苏联利用中美矛盾，那中国也可以利用美苏矛盾嘛。

叶剑英说的很直接：“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这个可以参考。”

对于中国来说，曹操相当于苏联，东吴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国则是“汉贼不两立”的蜀汉。

老帅们的意思就是联美抗苏，和毛主席的想法一拍即合。

但问题是怎么联美呢？

这个问题不用中国操心，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路小跑过来啦。

那时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不可自拔，战争打了近20年都没有结束，美国人民烦透了，各种反战运动一波接一波，根本压不住。

美国总统尼克松明白，人民的情绪已经压不住了，越战再不结束，美国非出大乱不可。

尼克松的初步想法是和苏联讲和，然后让苏联向北越施压停战，保证美国可以体面的停战撤退，至于条件么都可以谈。

结果苏联完全不接茬。

尼克松不死心啊，还想再试试。

在中苏爆发珍宝岛战争的时候，尼克松感觉是个好机会，迅速跑到关岛讲话，说中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言外之意便是，如果苏联想打击中国，美国一定和苏联站在一起，有需要就说哈。

苏联还是不接茬。

苏联当然明白美国的意思，但苏联想和美国合作，却不愿意美国走出越战泥潭。

世界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在越战陷的越深，苏联的利益就越大，这个小算盘，苏联打的很清楚。

尼克松依然不死心，甚至命令国防部研究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方案，希望以此换取苏联的欢心，让苏联向北越施压停战。

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绝对是个舔狗，但苏联还是无动于衷：“舔吧，舔烂舌头也不搭理你。”

既然能削弱美国，苏联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是吧。

然后美国就着急了。

如果苏联真的对中国发动战争，那么以中国的薄弱家底肯定扛不住，一旦苏联占领中国，整个东亚格局就彻底变了。

因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可以做美国抗苏的筹码，而分崩离析的中国，只能做苏联的附庸，美国想扶持势力都没地方下手。

尼克松终于下定决心——联中抗苏。

他在公开场合放风，表示想改善中美关系，毛主席收到尼克松的信号，便在1970年的国庆节，邀请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并且合影留念。

一周后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了毛主席和斯诺夫妇的合影，并且在底下写了一句话：

“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尼克松收到毛主席的善意，马上叫来基辛格：“亨利，组织决定派你为代表秘密访问中国，快去……嘚、驾。”

1971年基辛格经巴基斯坦飞到中国，做了一些预热，第二年尼克松亲自访问北京，随后发表的《上海公报》，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从此以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逐渐正常化。

美国找到对抗苏联的盟友，中国也找到立足于世界的支点，在血淋淋的大国博弈中，所谓老大哥，就是不用就扔的夜壶，哪有什么温情脉脉。

二、

美国和中国结交，原本只有政治和军事目的，也就是共同对抗苏联，几乎没想到要一起做生意。

然而就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盟友，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3美元/桶上涨到13美元/桶。

在现代工业世界，油价上涨的后果便是工业成本提高，而工业成本提高又会造成一系列影响，比如汽车加不起油、交通运输成本增加、工厂产品卖不出去、人民买不起东西等等。

这些事情掺和在一起便是经济危机。

在这场石油涨价造成的经济危机里，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受到的伤害越大。

美国工业下降15.3%、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8%、破产公司1.5万家、失业率达到9.1%，而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20%。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彻底终结了二战后经济奔腾的黄金年代。

这次经济危机还没缓过气来，紧接着在1978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降到100万桶，而石油价格从13美元/桶涨到34美元/桶。

石油涨价太狠，欧美国家吐槽日子没法过了，尤其是美国，直到1982年还有1200万的失业人口。

但是苏联和中国暗自窃喜：“这可是好事啊，说起这个我就不困了。”

苏联自不必说，原本就是产油大国，世界油价大涨对苏联是利好消息，趁机增加石油出口，赚了海量的外汇，不仅掩盖了国内的社会危机，还在世界上雄赳赳气昂昂了20年。

中国不是产油国，石油危机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太大了。

欧美国家不是经济危机了嘛，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产品卖不出去，急需开拓新市场转移经济危机，而中国是工业底子薄弱的国家，正好抓住机会抄底，低价采购需要的工业装备和技术。

要知道，30年代的苏联能快速工业化，主要原因是赶上世界大萧条。

斯大林用剪刀差的方式剥削国内农民，然后到欧美国家买买买，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工业化。

现在欧美国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而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引起一波建交高潮，得到大多数亲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再加上尼克松访华解除贸易禁令，可以说中国的外交困境已经打破了。

一边想买、一边想卖，于是天雷勾动地火，双方迅速达成共识。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希望利用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急于给产品和资金找出路的机会，在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26个项目，通称为“四三方案”：

13套大型化肥设备。

4套大型化纤设备。

3套石油化工设备。

43套综合采煤机组。

3个大电站项目。

这是自“156项工程”以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技术和装备，仅仅一个月后，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同意。

同样是1973年起，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从1971年的490万美元，发展到1974年的9.3亿美元。

可见中国和美国的生意，那时就开始了。

“四三方案”在1973年同意引进，到1977年底的时候，已经有7套化肥项目建成投产，1979年完成26项合同的全部内容，共花费39.6亿美元，比原计划少3亿美元。

中国80年代的经济腾飞，很大部分原因来自“四三方案”，尤其是化肥和化纤项目，不仅增加农田的亩产量，缓解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还增加了布匹的生产量，到1984年就取消了使用30年的布票。

而且在执行“四三方案”的时候，国务院陆续派出几十个代表团，出国访问欧美发达国家，让高层干部大开眼界。

他们原以为中国已经很牛逼了，苏联是唯一值得学习的对象，出国考察之后才发现，欧美国家原来这么发达呀，很多企业已经自动化生产了，人民也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嘛。

至此，中国高层认识到不足，逐渐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想法，从欧美国家引进设备和技术，也成为高层共识。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来了。

三、

1976年，中国连续失去三位伟人，同年10月“四大法王”被逮捕，正式终结了持续十年的大革命运动。

所有人都觉得，以前的时代彻底过去，想做什么事情再也没有掣肘了，纷纷表示要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我们以前说“大革命”有积极的作用，但反过来说，“大革命”也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比如1976年的农村人均消费粮食是186公斤，和1966年相比非但没有增长，还减少0.5公斤。人均消费布匹6.4米，比1966年减少0.94米，其他生活物资也差不多。

新中国成立27年，虽然国内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0倍，人口数量翻倍，但个人生活质量却是下降的，人们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有怨气。

而且全国有2000万失业人口，其中包括1000万下乡知青，这些没有稳定工作的人，就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要解决面临的问题，只能继续发展经济，让人们有工作和收入，感受到生活质量在改善，以后的日子有希望。

如果看不到希望，任你说的天花乱坠，谁能相信。

于是在20世纪末完成“四个现代化”的既定政策，就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四个现代化”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

原本是毛主席在59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周总理在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总结成中国的战略目标：

“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此以后，“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最执着的追求。

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自然要不折不扣继承毛主席的政策，他除了提出“两个凡是”做护身符，想用毛主席的余威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对“四个现代化”很着急。

毕竟是毛主席时代留下的政策，离世纪末只剩下23年，如果到时候完不成任务，那可就太难看了。

再加上几十个代表团出国考察，回来汇报了国内外的巨大差距，也让中国高层产生强烈的落差。

有这样几个因素的刺激，全国上下的心态都很着急，于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工农业计划，便提上日程表。

什么计划呢？

继续引进呗。

此时欧美国家依然处于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采购计划特别欢迎。

比如日本的很多厂商主动要求技术合作，给中国的四化建设做贡献，而且除了出售产品，还愿意出售技术。

联邦德国的经济部长表示，愿意提供40亿马克的贷款，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甚至某个州的企业家说，我们那个州就能提供200亿马克。

美国工商界也说了，愿意向中国出售成套设备，或者帮中国建厂也没问题。

既然情投意合，那就来吧。

1977年9月，华国锋让李先念和余秋里负责，制定八年引进新技术和进口设备的规划，以及日后23年的发展设想。

2个月后的全国计划会议，正式制定了十年规划纲要：

第一阶段是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发展农业、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

第二阶段是在“六五计划”期间，在燃料、钢铁、动力、铁路和港口领域，引进120个大型项目。

第三阶段是在世纪末完成四个现代化，接近70年代的美国和日本，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其中的重点是120个大型引进项目，预计花费124亿美元。

1978年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先确定从美国、日本和联邦德国引进钢铁、石油化工、化肥等22个大型项目。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

要是能按部就班的完成，中国能发展的很好，但问题在于，国家引进大型项目要花钱，中国却没钱。

以1977年为例，当年的出口总额是79.5亿美元，进口总额是72.1亿美元，只能赚7.4亿美元，而1978年引进的22个项目，当场就要花出11.7亿美元，更不用说其他项目的巨额花费。

那时的中国是有一个工业基本盘，但产品在国外没什么竞争力，指望出口创汇基本没戏，所以很难用一边卖一边买的方法，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

很多项目在刚开始的时候，就面临资金和材料短缺的困境，要么停工等材料，要么开开停停。

而且1978年需要追加160亿投资，中央财政只能解决52亿元。

本来就财政能力有限，还把摊子铺的那么多，导致哪个项目都做不好，整个计划推进的一塌糊涂。

正因不切实际，人们把这个规划和大跃进相提并论，称为“洋跃进。”

所以在1978年的时候，陈云就对引进计划不感冒，建议听听不同意见，但是没人重视。

直到年底执行不下去了，陈云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基本建设不能留下原材料缺口。

热情受挫的人们才发现，还是陈云同志稳妥。

于是在1979年4月，高层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启3年的国民经济调整。

而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元年。

四、

现在有种说法，华国锋在1978年被边缘化了，才导致国家和政策的急速转型。

其实不是这样的。

华国锋肯定有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以及不愿意给老同志平反，这是他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原因很简单嘛。如果坚持以前的政策不变，很多人都不能翻身，他们的年纪大了，极有可能背着恶名去世。

辛辛苦苦革命一辈子，为了中国流血流汗再流泪，到头来沦落到这步田地，换谁都不可能甘心。

只有恢复名誉，他们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更不用说和名誉强相关的职位、地位和待遇。

而且毛主席的本意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有说压在五行山下不让翻身，陈毅元帅去世之后，不是很多老同志恢复工作了么。

但是华国锋的地位不稳，害怕老同志回来以后，影响他的地位前程，才拖了好几年不给平反。

他们请求了很多次，一直没有结果，这才在1978年10月的会议上发飙，叶帅劝华国锋：“要么追随民意，要么等着被抛下。”

华国锋没办法，只能随大流。

可问题是，老同志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非但没有伸手拉一把，反而又往下踹了几脚，现在大势已成，他想随大流已经晚了。

而且坚持多年的政策，到头来被自己给否定了，那你岂不是坚持了个寂寞？

于是华国锋迅速被边缘化，邓公成为众望所归的新领袖，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当于对结果的承认而已。

而三中全会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对6年来政治经济转型的最终确认，不是脑子一热突然转型的。

另外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被长期忽略了。

改革开放政策没有长期战略规划，不是说一群人下定决心要去浦东，就想尽办法破坏毛主席留下的遗产，而是要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哪里需要改哪里，改的地方多了，便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大势。

比如农民吃大锅饭没有积极性，那就每人承包一块土地，交足公粮剩下都是自己的。

人性就是自私的，除了极少数特别高尚的人，大部分都不愿意免费给公家劳动，能让自己过的好点，谁不愿意？

比如千万知青不想常年住在农村，返城的情绪已经压抑很久了，那就逐渐让他们回到城市，工作岗位有限没办法安排，那就鼓励他们自力更生。

比如科学技术落后，就派留学生出国学习。

很多类似的事情，你很难说有一个详细的规划，都是在解决临时的问题。

那为什么毛主席在的时候没事呢？

其实问题已经产生了，只是被革命热情和高压管理给掩盖了。

新中国前30年的革命热情，本质上是凝聚于毛主席一人之身，现在老人家去世，那个革命热情的载体也没有了。

而且经过近30年的剪刀差经济，农民为中国工业发展付出极大牺牲，到70年代末期已经压榨不出油来了，再不让农民缓一口气，很容易出问题。

如果说前30年是毛主席撑起来的神明时代，那么毛主席去世以后，中国迅速变成世俗时代。

世俗人间讲究什么，无非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么，也就是有浓重的烟火气。

对内改革就是顺心人心，重新点燃烟火。

至于对外开放更不用说，顺着尼克松访华的政策惯性，引进欧美国家的设备、技术和资金呗。

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欧美国家，面对一个10亿人口的大市场，怎么可能不心动呢。

国家资金不足，就在广东和福建划定经济特区，让海外华人和外国资本进来投资嘛。

这两个省份自古以来就是边陲，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即便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扑灭，甚至停止改革。

反正不会伤筋动骨。

但是广东和福建籍的外商特别多，加起来有1200万人，开放这两个地方，可以吸引他们回乡投资，给中国带来海外的资金技术。

尤其是广东临近金融中心香港，对于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的香港企业来说，广东低成本的劳动力、便宜的土地非常有吸引力。

有些香港媒体报道，有段时间香港工人到工厂才发现，企业已经一夜之间搬到广东去了……

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从香港入境的资金，一度占到引进资金的80%左右，直到2011年，港资仍然占外资比例的66.3%，在广东投资10万个项目以上。

就这么搞了几年，高层发现开放的效果很好，就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紧接着便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南京和沈阳等140个市，到1992年又开放了太原和郑州等15个省会城市。

而且在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国内有什么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要慢慢改掉，比如效益很差的国企就被砍掉了。

总体来说。

1978年只是裂开一条缝隙，经济大潮顺着裂缝左右冲突，一点点扩大市场经济的地盘，直到发展成现在的样子。

可以说是经济摧毁了旧制度，经过近20年的真空期后，经济也重建了新制度。

这条路现在依然没有走完。

这条路上有人扬名立万，有人身败名裂，但历史的进程奔涌向前，不知终点在何处。

五、

有个外国学者说，毛主席是谋划中国改革开放的统帅，邓公是完成事业的副帅。

我挺认同这个说法的。

他们对于引进外国资金技术的态度，基本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毛主席的规划里不允许出现私有制，一切都要以集体的名义经营工商业，类似于江苏的华西村似的。

这条路是中国曾经有过的另一个选择。

具体如何，我不做主观评价，大家见仁见智吧。

不过我相信邓公的一个观点：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中国就挺不过社会主义阵营崩塌的浪潮，东欧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没有如果，一切如大江大河奔涌向前，现在回首当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遗产。

其一来自邓公的四项基本原则：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二来自陈云的鸟笼经济：

经济好比一只鸟，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