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环
基本信息
《高山下的花环》是由谢晋执导,吕晓禾,唐国强,盖克,何伟,王玉梅,童超,斯琴高娃,倪大红出演的一部影片。
影片根据李存葆的同名小说改编,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反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战士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的考验,以及他们一心为国,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为己任的高尚品质。 [1]
该影片引起巨大轰动,曾获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共计八项大奖。 [2]
改编至中篇小说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著中篇小说)
《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创作的中篇小说,首发于《十月》1982年第6期 [1]  。
该小说通过描写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三营九连指导员在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崇高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当代军人英雄群像,冲破了军事文学“无冲突论”的老套,正视并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揭示军队内部矛盾和历史伤痛,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内容简介

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李干事来到云南哀牢山中某步兵团三营营部,采访营指导员赵蒙生。赵蒙生出生于革命家庭,三年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荣立过一等功。三年多来,他毫不艳羡大城市的花红柳绿,默默地战斗在云南边陲,还动员他当军医的爱人也到边疆前哨任职。但是,他却多次拒绝接受采访,所以他的事迹一直未能见诸于报章。得知李干事是山东人而且三年前曾亲自到前线采访时,赵蒙生给他看了刚刚收到的退款单,和办公桌上方挂着的烈士梁三喜有照片。然后,赵蒙生给李干事提了三点要求:报道要写得朴实、真实,特别不能回避赵和他母亲不光彩的表现。李干事同意后,赵蒙生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1978年9月6日,原在军政治部宣传处当摄影干事的赵蒙生调到三营九连担任指导员。连长梁三喜热情地接待了他。梁三喜为人忠厚,生活勤俭,带兵极严,由于连队前任指导员上军校学习,他长时间不能回家探亲,所以很盼望赵蒙生的到来能为他分担一些担子。然而,赵蒙生到九连的真实目的却是搞“曲线调动”。他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父母都是部队高级干部。受十年动乱影响,他的母亲吴爽从一个无私的革命者变成了长袖善舞的“外交家”,赵蒙生也变成了养尊处优的“少爷”。就在吴爽利用关系要把儿子从边疆调回自己身边时,有“雷神爷”之称的雷军长重新回到军里任军长了。赵蒙生的母亲对雷军长有救命之恩,他本以为雷军长能同意自己调走。但没想到,雷军长到任后搞党委整风,抓机关整顿。在别人提示下,吴爽赶紧把儿子离开军机关,躲开“雷神爷”,然后再想办法调走。
小人书图片(8张)

一心要“曲线调动”的赵蒙生到九连后,魂不守舍,无心工作。对于这个生活懒散、军事技术水平稀松平常的指导员,以靳开来为首的基层官兵颇有微词,但是,梁三喜以大局为重,处处忍让体贴赵蒙生。赵蒙生却不领情,反而认为自己和这个“顶着高粱花子参军”的同龄人没有共同语言。由于赵蒙生这个指导员不合格,梁三喜不放心把连队交给他,决定再次推迟回家探亲的时间。

赵蒙生受不了基层连队的艰苦生活,催母亲早点把自己调走。吴爽来信中透露了赵所在的部队将有大行动的消息。十天后,赵蒙生的调令下来了,与此同时,部队也接到命令要上前线。赵蒙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向忠厚的梁进喜劈头盖脸地痛骂了赵蒙生。赵蒙生也知道在这种时候离开部队,是对军人称号的最大玷污。所以,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随部队坐上开往云南边防线的列车。到了前线后,梁三喜见赵没有离开连队,不仅没再向他投去鄙视的目光,反而像他刚下连时那样主动找他商量工作,还给靳开来等干部做工作,让他们不要歧视赵。然而,赵蒙生心里唯一的希望是离开战斗连队,回到军机关,在这一点上,他和母亲吴爽不谋而和。
在发起进攻前夕,吴爽把电话打到了雷军长的前沿指挥部,要求调走赵蒙生。雷军长大怒,在全体军人的面不点名地痛斥了这种可耻行径,赢得全体官兵的拥护。军长和官兵们的反应,让赵蒙生感到极大羞辱,也激发了他的自尊心和爱国心,他当着全连的面写了血书。
九连受命为尖刀连,具体任务是:在战幕拉开的当天,火速急插,务必于当天下午六时抵达敌364高地前沿,于次日攻占敌364高地,并死死扼守该高地。在战前支委会上,一向爱说牢骚话的靳开来主动要求担任带尖刀排。梁三喜也提出要带尖刀排,靳开来指出梁三喜家只有他一个儿子,而自己还有兄弟,所以他比梁三喜更适合。为了支援九连,军部把刚从北京调来的战斗骨干分配给他们。
九连在陌生的热带丛林中艰难行进。梁三喜发现新分配来的炮手智勇双全,便把他留在身边。这个战士让大家叫他“北京”。不了解战场实际情况的上级批评九连的行进速度慢,靳开来对这种瞎指挥非常不满,梁三喜命令大家轻装前进。在急行军中,司号员小金累死了。
为了赶路,大部分战士们扔掉了水壶和干粮,到达指定地点后,全连基本上粮尽水绝了。“北京”和梁三喜一起制定了进攻方案。战斗打响了,经过血战,九连占领了高地,打退了主峰敌人的三次进攻。但是由于缺水,战士们的战斗力明显下降。靳开来决定带人下山去砍越南人的甘蔗。虽然明知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靳开来宁愿背处分。没想到在半路上,他踩中了敌人地雷。临终前,靳开来唯一的心愿是再看一眼妻儿的照片。
主峰上有敌人的迫击炮阵地,一个劲地朝九连头上打炮,如果死守待援,九连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梁三喜果断决定,向主峰进攻,占领敌炮阵地。在战斗中,“北京”作战勇敢,却因为数发文革时制造的臭弹而失去战机,被敌人杀害。九连终于站在了364高地主峰上。就在大家欢庆胜利时,残敌打来冷枪,梁三喜为救赵蒙生而中弹,临终时,他右手紧紧攥着左胸上的口袋,有气无力地对赵蒙生说:“这里……有我……一张欠帐单……”在他上衣口袋里战友们找到一张染血的欠账单,上面记录了的每一笔借款,共计六百二十元。
战斗结束,整个部队班师回国,赵蒙生荣立一等功,但他心情却更加沉重,因为虽然梁三喜和“北京”评上了战斗英雄,而靳开来却由于违反纪律而不得评功。烈士们的家属陆续来到部队。赵蒙生把自己的一等军功章送给靳开来的妻子,谎称这是九连颁给靳开来的勋章。吴爽、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玉秀相继来到部队。吴爽、赵蒙生这时才惊讶地发现梁三喜的母亲便是曾在解放战争时帮助抚养过赵蒙生的梁大娘。而“北京”的父亲也来看望儿子的坟墓,他就是雷军长。
赵蒙生和战士们没有把梁三喜的欠账单交给梁大娘,本打算由连里出钱为连长还账,但梁大娘和玉秀临走前,根据三喜家信里的叮嘱,谢绝战士们的好意,拿出抚恤金和从家带来的钱,坚持把账还上。
故事讲完了,赵蒙生带领着九连全体同志和李干事,抬着一个个用鲜花编织成的花环,到烈土陵园,把花环敬献在烈士墓前。默立在百花吐芳的烈士墓前,李干事蓦然间觉得:人世间最瑰丽的宝石,最夺目的色彩,都在这巍巍青山下集中了 [4]  。

创作背景

1979年春,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在前线,李存葆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得到了张的支持。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来,火速赶写,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1]  。

人物介绍

梁三喜
九连的连长,生于革命老区,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有着劳动人民本色且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解放军指挥员。和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他勤劳克己,敦厚善良,以“瘦骆驼”般的身躯承担着连队的工作和十年动乱中农村破产造成的经济压力。他为人笃诚,谦和、宽容,然而爱憎分明,决不饶恕临阵脱逃的懦夫。他忠于职守,把祖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献身。他牺牲时没有豪言壮语,只留下一张血染的欠账单,而且遗言中叮嘱让家人用抚恤金偿还上欠账。
靳开来
九连的炮排排长,自称“牢骚大王”。说话粗俗,爱发牢骚,而且每每切中要害,因此在领导眼中是个“鸡肋”。他有技术有能力,富有人情味,爱开玩笑,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但在战场上,他深明大义,舍身报国,主动包揽了尖刀排的任务。在战斗最艰苦的时候,为了给饥渴的战友解渴,他冒险去砍了几捆越南人的甘蔗,不幸踩雷牺牲,结果死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连一块勋章都没有。
赵蒙生
九连的指导员。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后代,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解放初期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革命教育,但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父母的不幸遭遇,他的心灵受到创伤。父母复职后,他变得养尊处优,生活懒散,下连队也只是为了在母亲帮助下搞“曲线调动”,甚至在部队快上前线时想当“逃兵”。后来在正义力量的感召和血与火的考验中被唤醒了军人的爱国心和人格尊严,成为真正的战斗英雄。
薛凯华
从北京调到九连参加战斗的战士,自称“小北京”。其实是雷军长的儿子,随母亲的姓。他从不以将门之子自矜,胸怀大志,才华过人,生气勃勃,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在战场上表现英勇机智,深得梁三喜信任,却因几颗文革期间生产的“臭弹”而牺牲。
梁大娘
梁三喜的母亲,赵蒙的养母。一生历尽千难万苦,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她生育的三个儿子,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二儿子为他人牺牲,梁三喜是她最后一个儿子,然而也倒在了保卫祖国的战场上。她善良、无私、刚强,没有向国家提任何要求,更婉拒三喜战友们的资助,坚持按三喜的遗嘱,用烈士抚恤金和家里凑的钱还清了他的欠账。
吴爽
某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贫苦出身,战争时期为革命出生入死,曾救过雷军长的性命。经过十年动乱后,她以功臣自居,忘掉自己革命的初衷,心安理得地走后门拉关系,变成了“外交家”,想方设法把子女调到舒适的岗位,甚至在开战前夕把电话打到前线指挥部,要求把自己的儿子调离战场。
雷军长
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被称为“雷神爷”,在军中享有极高场望,治军极严,令行禁止。解放前,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出生入死,解放后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他疾恶如仇,不怕丢官坐牢,是铁打的硬汉。 [5]  [6]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建国后十七年的一些军事小说往往忽略了军队生活与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视野狭窄,近乎成了一种孤立的“军营文学”。而《高山下的花环》作品将带有各种社会因素的人集中于战场,将军营与社会、军队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广泛联系起来。赵蒙生为求安逸而“曲线调动”,下到连队,敷衍待命,其战前的心灵和表现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联系,梁三喜浸血的欠账单连接了老区人民的生活,浓缩了时代的特征。赵蒙生与梁三喜两家的悲欢离合,昭示了老区人民与军队的血肉联系。
小说大胆地揭示了军内矛盾和社会矛盾,展现出深广的社会内涵。部队参战在即,指导员却魂不守舍,一心搞“曲线调动”;大战前夜,高干夫人打电话到前沿指挥所为儿子开后门;靳开来为国捐躯,却没有军功章;梁三喜所留的“遗书”是带血的欠账单;薜凯华死于生产于文革时期的臭弹等等,深刻地展现社会“极左”思潮造成的恶果。在揭露不正之风的同时,作者通过描写那些军队生活中的矛盾透视出军人的苦乐观、 是非观,展现了中国军人具有的“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坚韧顽强、英勇崇高的内在力量,歌颂了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 [2]  [7]

艺术特点

形象塑造
小说塑造人物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从人物的个性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模式出发,对丑的不粉饰,对美的不夸大,更不神化。靳开来说话粗俗,但他说着怪话,做的却是好事;指导员赵蒙生既有自私、庸俗的一面,又不乏人格自尊。这样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作为普通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成长和转变。
同时,作者注意描写一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的互相冲突。赵搞“曲线调动”下连队当指导员,他生活懒散,业务水平稀松,还瞧不起农村出身的连队干部,在馒头事件、休假问题上与梁三喜起冲突。对此,治军甚严的连长梁三喜再三忍让,但当部队即将上前线,赵蒙生却在母亲帮助下搞到了调令时,忠厚人梁三喜一下变成靳开来,怒斥这种逃跑行为,尚知军人报国当义无反顾的赵蒙生含羞登上南下军车,此时梁三喜又异常高兴,大小事情都同赵商量,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在一系列冲突中,展现了梁三喜谦和忍让又爱憎分明的性格,也为赵蒙生日后心灵的净化埋下伏笔。在特定的环境中,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互相撞击,使各自迸发出思想火花,并以此揭示生活的矛盾和人生的意义。 [5]
以情动人
作者一改之前军事作品“神化”、“净化”英雄的倾向,通过真实的描写,将英雄豪情与人之常情统一起来。在临上前线时,连从来都抽劣等旱烟末的梁三喜竟也破例买了两盒“红塔山”,因为在告别人生前最后体味一下生活赐与人的芳香,乃是人之常情。小说中英雄靳开来在激烈的战斗中随身带着全家的合影,并且记得儿子的生日,牺牲前他也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对妻子、孩子、母亲的挚爱。而他死后不能评功的结局,也让作品充满了悲剧色彩。 [8]
结构特点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给人自然亲切真实之感。小说的第一人称并非一成不变,开头的“我”是采访战斗英雄赵蒙生的记者,而小说的主要情节以“我”(赵蒙生)为故事叙述人,同时在故事叙述过程中第一人称随情节需要转换。作品从“我”思想发展过程的层次更迭和“我”所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来构成艺术画面,形成波澜。正是由于采用第一人称口述的形式,小说的语言显得自然质朴亲切,节奏流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但是,小说的结尾比较粗糙,几封遗书接连出现及两封家书的出现(赵母和梁母都来了信,而且都送给记者看了)很仓促,而且两封家书写得过细过长过于质直,就艺术性而言尚有不足。 [5]

作品影响

《高山下的花环》在20世纪80年代开了以悲剧形式反映战争和军营生活的创作先例,是军旅小说的一个决定性突破。从此以后,军旅小说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得到了全方位的拓展,所涉及的题材几乎贯穿了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再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各个历史时期。 [7]
该小说在《十月》发表后,中央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曾创下单行本180万册的印刷量。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曾自费购买了两千册赠送给南疆战士 [3]  。该小说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9]  ,入选1989年美国嘉兰德公司出版的“20世纪世界文学丛书” [10]  。
1983年,山东电视台将小说改编成三集电视剧,由周里京主演。198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故事片上映,该片由谢晋导演,吕晓禾、唐国强等主演。 [11]
2018年9月27日,《高山下的花环》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12]

作品评价

陈思和:小说结构大开大阖,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在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故事的演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品格调雄浑悲壮,具有一种英雄悲剧特有的冲击力……虽然在艺术上尚有粗疏之处,人物关系的设计也有过于戏剧化的痕迹,但其拥有的现实主义力量,使它为“文革”后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7]  。
冯牧(《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读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高山下的花环》)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充溢着崇高的革命情愫、能够提高和净化人们思想境界的作品 [13]  。

作者简介

李存葆(1946—),作家、诗人。山东五莲人。曾用笔名茅山。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后,于1964年参军,曾任排长,后调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1970年调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创作室任编导。1979年春,赴云南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采访,荣立三等功。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6年起任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1997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舞剧《火中凤凰》、报告文学《将门虎子》、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报告文学《沂蒙九章》、散文《我为捕虎者说》等

中文名
高山下的花环
出品时间
1984年
出品公司
上海电影制片厂

剧情简介

解放军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赵蒙生,一心想

调回城市;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他凭借母亲吴爽的关系,怀着曲线调动的目的,临时下放到某部九连任副指导员。九连连长梁三喜已获准回家探亲,他的妻子玉秀即将分娩;赵蒙生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梁三喜放心不下连里的工作,一再推迟归期;排长靳开来对此忿忿不平,替连长买好车票,催他起程;可是,九连接到开赴前线的命令,梁三喜失去了探亲的机会,赵蒙生却接到回城的调令,全连战士哗然,梁三喜严厉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舆论的压力迫使赵蒙生上了前线。吴爽不顾军情紧急,动用前线专用电话,要求雷军长将赵蒙生调离前线,当即遭到雷军长的强烈谴责甚至责骂。九连担任穿插任务,在激烈的战斗中,一个个战友为国捐躯,雷军长唯一的儿子“小北京”因臭弹未发而身亡;靳开来英勇杀敌,为给饥渴的战友搞“战斗力”不慎踩响了地雷壮烈牺牲;战斗临近结束之时,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而牺牲……赵蒙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战后,在清理战友的遗物时,梁三喜留下的一张要家属归还620元的欠帐单,使赵蒙生震惊不已。烈士的家属纷纷来到驻地,梁三喜的母亲和玉秀用抚恤金及卖猪换来的钱,还清了三喜因家里困难向战友借的债,这一高尚的行动震撼了包括吴爽、雷军长、赵蒙生以及战士的心灵;临别之际,赵蒙生和战友们含着热泪,列队向烈士的家属,举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职员表

制作人 汤丽绚、陈俊杨
原著 李存葆的同名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导演 谢晋[4]
编剧 李凖
摄影 沈杰、朱永德、卢俊福
配乐 葛 炎(作曲)、过敏(拟音)、上海电影乐团(演奏)、王永吉(指挥)
剪辑 周鼎文
美术设计 仲永清
录音 朱伟刚

 

以上资料来源 [5] 

角色介绍

  • 梁三喜
    演员 吕晓禾
    正派人物的代表,他的大公无私与平易近人让战士们对他拥戴有加。九连的连长,热爱工作对下属很好,为人正直,深受下属爱戴。
  • 赵蒙生
    演员 唐国强
    赵蒙生,解放军某部宣传处干事、高干子弟。从一个心灵上的逃兵转变为刚强无比的战士,不安于位,整日为调动之事奔波,为调动工作尽心尽力。
  • 靳开来
    演员 何伟
    靳开来是个普通的排长,上前线前夕才提升为副连长,战斗中冲锋在前,吃苦在前,最后踏响地雷,壮烈牺牲。喜欢发牢骚,讲怪话,很有个性的人物形象。
角色介绍资料来源 [1]  [6] 

音乐原声

歌曲名称 作词 作曲 演唱
再见吧,妈妈 陈克正 张乃诚 李双江
那是我的祖国 陈克正 张乃诚 王虹
以上资料来源 [7] 

获奖记录

年份 奖项 类型 接受方 结果
1985年
第5届金鸡奖
最佳剪辑奖 周鼎文 获奖
最佳编剧奖 李准李存葆 获奖
最佳男主角奖 吕晓禾 获奖
最佳男配角奖 何伟 获奖
最佳故事片奖 谢晋 提名
最佳导演奖 谢晋 提名
最佳女配角奖 盖克 提名
1985年
第8届百花奖
最佳男演员奖 吕晓禾 获奖
最佳故事片奖 谢晋 获奖
最佳男配角奖 何伟 获奖
最佳女配角奖 王玉梅 获奖
以上获奖资料来源 [2]  [8]

幕后制作

1979年2月17日,中国出动六十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约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的全线进攻。战争分别由中国的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作战方向,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云南省作战由当时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广西壮族自治区作战由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部队作家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出版了,随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小说红了以后,先是被改成同名话剧(据说当时全国一共有22个演出团体在同时排演这一出戏)和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轰动一时。

此后,《高山下的花环》被改编为话剧、舞剧、电视剧等艺术形式。1984年,由该作改编的同名电影《高山下的 花环》公映后感动全国。电影由谢晋执导、李准参与编剧,吕晓禾、唐国强、盖克等主演。 [9]

制作发行

国家/地区 时间
中国香港
1985年11月7日
以上信息来源 [10] 

影片评价

在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取材于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中,《高山下的花环》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这首先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些平凡的人们崇高而伟大的心灵。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梁三喜和他70岁的老母亲。但作家并没有因此把社会生活简单化、理想化。相反,他自觉地、大胆地表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中部队生活的复杂性乃至阴暗面。吴爽及其儿子赵蒙生在战斗打响之前的种种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靳开来那种“打起仗来还得靠咱这些庄户孙”的愤激之辞,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这种复杂性与阴暗面的揭示一方面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同时也反衬出梁家人和雷军长的崇高。

单从影片简介来看,《高山下的花环》似乎有些老套,但如果真的是看过这部影片,才会了解这部电影会带给观众多大的震撼。它不是一曲单纯的解放军颂歌,这部电影设置了一正一反两种对立的形象,解放军大都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但也有极个别的军人属于贪生怕死的类型,赵蒙生出场时就是个典型的养尊处优式的大公子,喝的是葡萄酒,抽的是中华烟,奢华的生活让赵蒙生完全迷失了军人的本性。《高山下的花环》采取的是双主角的叙述方式,梁三喜虽然显得形象高大全,但他来自一个革命烈士的家庭,所以他拥有这样崇高的精神是可信的。相对而言,赵蒙生这个人物更为引人注目,导演谢晋完整地表现出这个人物的转变历程,赵蒙生从一个心灵上的逃兵转变为刚强无比的战士,这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在谢晋导演的处理下,显得环环相扣,这种完整的人物性格转变,让赵蒙生这个角色更富有非同一般的魅力。这部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也是得益于原著的出色,同名原著的作者李存葆也参与了电影剧本的创作,他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整合在一起,所以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每一个章节都会有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精彩看点。电影很好地把握住了原著的精髓,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共和国军人。该片的主演吕晓禾在影片公映之后,获得了金鸡、百花双料影帝,梁三喜这个人物在当时也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解放军形象。(新浪网评 [1]  

觉得是中国最好的战争片,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出现了,再见伟大的八十年代。电影中表达的情感到今天依旧能打动我,战友情、亲情、爱情,以及对国家的拳拳赤子之心,真挚而热烈。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二百个亿养个狼。赵蒙生,名字起得好,赵家从沂蒙老区那样的群众中诞生,千万不要忘了啊。

已故导演谢晋,早就干过这种事情。因为近来的中越冲突,我看了他在1983年拍的《高山下的花环》。在“政治正确”的底线上,他拍出的是一部用大胆吐槽的好电影,至今后无来者。

全片开头,唐国强饰演的“军二代”赵蒙生,被母亲动用关系送到部队担任指导员。实际上,赵蒙生只是到军队镀金,随后就将“曲线转正”。在连队迎接他的,是电影的另外两个主角:连长梁三喜和炮排排长靳开来。

相比一副人民子弟兵形象的梁三喜,靳开来是一个心直口快的武夫。因为说真话得罪上级,他一直未获升迁,直到战争开始前才被提拔为副连长,“战前赏了一个送死的官。”

电影拍摄前,谢晋让助手到云南去调研,看那里的指导员到底对什么内容感兴趣。结果发现,前线士兵最喜欢牢骚不断的靳开来。他们的原话是:“就这最真实,你们千万别把他的棱角磨平了。”

靳开来当然不喜欢赵蒙生这种吃奶油蛋糕的“军二代”,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甚至说“要自费到北京去上访”。这几乎是“三十年”后,中国百姓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特权阶层和大众子弟的对立。

战争山雨欲来,部队即将开拔。赵母不想让儿子去送死,她试图在最后关头动用关系,把赵蒙生从军队拉出来。她把电话打到旧日战友、现任军长雷震那里。这让雷震很恼火。随即,他在大会上当着全体官兵的面,把赵母描述成“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并怒称“老子要把她的儿子第一个送去炸碉堡!”

雷军长说的是真话。因为在电影中他甚至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小北京”送上了战场。后来,儿子光荣牺牲,军功章送到他面前,他亦老泪纵横。

得知自己的指导员要临阵脱逃,吃粗粮长大的梁三喜再也顾不得形象,大骂粗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你们都涌到部队里来,现在感到吃苦了,又削尖脑袋要回大城市。”

我的一位叔公,参加过那场战争。今年清明节,他坐在老家潮湿的饭厅,给我讲述他在越南境内的8天。

当年,他是一名小军官,隶属广州军区,驻扎在博罗县的一个镇上。和电影不同,他所在的部队,早在那篇著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前,就已接到上级的开拔命令。

很快就到边境,很快就进入战场。叔公说,解放军多年未有实战,问题多多。比如,他所在的连队在一次急行军时,士兵们都三三两两、坐在装甲车外壳上前进。因为平时没有类似练习,他们生怕从车上坠落,于是用皮带一类物件,将自己与车身绑在一起。当遭遇敌兵射击时,这些士兵就是不折不扣的活靶子。

这样的场景,没有在谢晋的电影里出现。他没有大篇幅描述战争场面,改而把笔墨用于描写出征前后,士兵们的心理状态。

出境前最后一顿晚餐,靳开来举杯对梁三喜说:“干了这一杯,烈士陵园见!”后来,两人果然牺牲。我以为,这是全片117分钟里,家国情怀与角色性格结合得最完美的一句台词。

而在现实中的多年后,叔公回忆起出征前的心态,只有一句话:“怕,怕得发抖。”他在后来一次夜行军时,碰到其它连队的一位同乡。对方蜷缩在路边土堆,饿得说不出话。最后,叔公从他断断续续的家乡话中听清一句:“我的指导员都被炸断了。”

这让我想起《集结号》里那个也被炸成两截的指导员。原来,不管是1950年还是1979年,不管是现实还是电影,指导员都是会被炸成两截的。

但《高山下的花环》里,赵蒙生没有被炸成两截。真正送命的是雷军长的儿子“小北京”。因为接连打出的两颗炮弹都是臭弹,他反而被敌人击中。此时,身边的梁三喜一看,我军炮弹上的生产日期居然是“1974年4月”。他再一次顾不得形象,用粗口吐槽:“批林批孔,批他奶奶的!”

再看那个有话不说浑身哆嗦的靳开来。最艰难的时刻,为了给战友们解渴,他冒险偷回一捆越南人的甘蔗,踩雷身亡。临死,他的最后一句是“让大家吃甘蔗……”

战后,有人以他违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为由,不给他立功,连一块军功章都不给。联系到出征前的那次“升官”,你很难说得清,他究竟是到死都在说真话,还是说真话就会死。

对一支铁血部队而言,纪律也许比天理更重要。但如果没有靳开来这种敢说真话的士兵,越有纪律的部队,就越容易违背天理。

我的叔公好像没有遇见靳开来这种士兵。他讲述的最后一段小故事是这样的:在他所知的某一次对敌作战时,按惯例炮兵在后,步兵在前。炮兵将以“密集—稀疏—密集”的开炮节奏压制敌方,随后才是步兵冲锋。

但因为缺乏实战,疏于配合,中国的步兵并不了解炮兵的节奏。如你所想,他们看到炮火“稀疏”时,以为炮兵即将结束攻击,就吹响军号,勇往直前。

结果可想而知。

当然不会有人把这些真相告诉大多数人。身为炮兵小长官的叔公,当时也只是在统计伤亡人数、向上汇报时,听见步兵那边的人讨论此事。

没有人把这些真话讲出来。这个潮湿的清明节,叔公和他讲出的这个故事,都带上了一股霉味。时光继续荏苒,不管是电影还是现实,不管是真话还是假话,都还将影响整整一代人。

以前的演员,只需要演戏,不需要卖脸,也不需要卖隐私,卖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于是就一门心思好好演戏,凡是上的了银幕的,就一定是对得起观众的。于是,无论美丑,言语之中,眉眼之间都是戏,演个啥,是个啥。

《高山下的花环》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任何作品中都看不到的唐国强,谢晋这一类型电影的导演,我觉得国内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杨德昌比之更拖沓,其他的大牌比之显得浮夸和不自然。谢晋,真的早,还能这么好,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带来的不一定都是进步,大概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和社会塑造了一个怎样的筛选器,如今的时代,滤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追求了什么,又舍弃了什么。但大自然最后选择的一定是进步的。
谢晋在87年拍的《芙蓉镇》中喷文革,喷运动;在64年拍的《舞台姐妹》中喷社会黑暗;85年的《高山下的花环》更是有经典语录如“上战场前封我一个去送死的官”,“一个贵妇人,有多大权利,把电话打到前线”,“中国人都像他那样说实话,做实事,我们的国家某很多事都好办了”。。。这些话,难道不会让如今的我们感到羞愧吗?
那是一个歌功颂德趋之若鹜的年代,而谢晋 能在第一时间,把社会的正式面目和正确的价值观带给大众,没有丝毫的迎合,迎合大众,迎合国家政策,迎合广电局。
细想我们惊愕于某些演技平平演员天价片酬时,难道我们我们自己的价值选择造就了这些天价片酬吗?如果我们不喜欢,不尖叫,不狂笑,他们又怎么会收视率和利益。我们错时因为我们喜欢了一些东西,他们错是因为他们就只知道给我们我们喜欢的那些

观后感:(2020-10-07)
 有强烈的带入感,有感动,也有领悟。前人流血流汗,以战止战,换得和平。人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2020年世界不太平,印度陈兵边境,叫嚣着要找回之前的场子。
美国人举起了厚颜无耻的一切牌,就是为了压着中国,不让中国复兴,好继续做它的人上人,好让国人继续做他们的廉价工厂。
台湾统一,也许能成,照着省长小菜的领导下。
国人在和平里久了,歌舞升平,忘战必危。
战争重来都离我们很近,特别是最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间的军事冲突。代理人战争从未远去!
马革裹尸是大豪情也是大悲情!特别是现代化的战争,更快更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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