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最近刊发了一篇报道,揭开了县域畸形财政的一角。

半月谈记者近期在乌蒙山区A县调研时看到“穷财政富养人”现象——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持续扩增,给县级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报道提到,2023年该县当年保工资预算总支出为26.3亿元,其中在职人员20亿元,离退休人员1.7亿元,临聘人员4.6亿元。虽然临聘人员总工资预算小于在职人员总工资预算的四分之一,但数量是后者的1.8倍。

而2022年,A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02亿元。当地的收入,仅占工资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剩下的全靠在转移支付中腾挪资金来支付。

图/“半月谈”公众号
也就是说,财政盈余地区上缴的收入,被转移到这个欠发达地区,不是用于产业发展、民生支出,而是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这当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是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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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一经刊出,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A县这些临时工,从生态护林员、协警、村组干部到司机、厨师、打字员,各种门类都有。他们每个月工资不高,两三千元左右,但由于无需经过编制部门、财政部门、组织部门、人社部门批准或备案,招录程序较为随意,于是快速膨胀了起来。
而且在乌蒙山区部分区县,按照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要求,必须将临聘人员工资支出纳入县级财政工资预算予以保障。也就是说,别看这些临时工工资不高,却是个“类体制内工作”。
乌蒙山
不难想象,这在缺乏造血能力的欠发达地区有多受欢迎。在当地找不到什么体面工作,但是有七绕八绕的关系,可以在公家部门找个旱涝保收的工作,必然有很多人一拥而上。
半月谈记者也称,“人情聘、关系聘较难杜绝”。显然,“较难杜绝”怕是有点委婉了。
A县的状况不是个例,相当多的地方都存在类似现象。现如今,互联网甚至造了个名词:“公务员经济”。
所谓“公务员经济”,大致是指体制内人员不成比例地扩张,县域经济围绕广义的公务员群体展开,连消费都要靠体制内人群带动——缺乏支柱产业的地区,有稳定收入的他们,已经是令人艳羡的高净值人群了。
而“公务员经济”在一类地区格外容易滋生,就是依靠转移支付的欠发达地区。正因为依赖转移支付,所以扩张体制内人员的冲动格外强烈。毕竟,多一张吃饭的嘴,只是“要钱”的时候在数字上加一点,这比发展产业容易,当地也不会感到肉疼,还能顺带解决一个就业。

正式编连着编外编(图/网络)
中国青年报2021年曾聚焦只有3万人的陕西佛坪县。报道中提到,截至2020年年底,全县有各类编制2194名,而当年行政管理费支出1802万元,排在支出的首位。
在佛坪县,有编制人员2194名,全县只有3万人,“官民比”达到了惊人的1∶13,平均13个人就要供养1位财政人员,这与半月谈走访的A县何其相似。
而放到更大的范围也有这种趋势。数据显示,2023年多数省份公务员招录规模都有所扩大,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4个省(自治区)扩招规模超50%。而这几个地方,都是接受转移支付的大省。
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也有某种无奈。造富能力有限,又有保就业的压力,那么扩张体制内的规模——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临时工,就是一个直接、快速的方式。
但用常识就能想明白,如此做法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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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走访的A县,其下辖的某乡,每年临聘人员的工资支出约45万元,占公用经费总额的55%。光给临时工发工资就发掉了公用经费的一半多,那么还剩多少经费可以用于“发展”呢?

中青报采访的佛坪县也类似,行政管理费支出1802万元,占全年总支出的37%;而那一年的经济建设支出是405万元,只有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
财政供养人员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支出,导致其他领域投资缺血。然后,陷入恶性循环:扩张体制规模——占用社会投入——经济发展乏力——就业问题严峻——继续扩张规模……
而对于进入体制的人员来说,恐怕也不意味着就此岁月静好。
2019年,一名自称属于江苏扬州市宝应县的网友“乐乐”在扬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寄语市长”频道留言,咨询生活压力较大、公务员周末送外卖是否违纪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图/网络

“生活压力较大”的公务员,恐怕不是一个个例。早在2016年,安徽就有一名副镇长因在上班时间开网约车而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关于所谓公务员“规范调整津贴补贴发放”、“工资下调”之类的传言,近些年更是不绝于耳。而一些财政能力较弱的地方,已经开始琢磨缩编了。
比如,最早进行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的山西省,已经有了具体举措:
忻州市河曲县,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个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个事业编制核减为659个;
太原市娄烦县,全县9个县委机关减少至6个,26个政府部门降至16个,133个事业单位则削减了29个,等等。
这么做也不意外。
财政是有限的,人太多了肯定不够分,当压力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哪怕已经“上岸”的体制内人员,也不会是绝对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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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更大的范围看,机构精简、人员缩编还谈不上普遍现象。体制扩张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性改变,财政紧张的压力恐怕会一直存在。
今年10月24日18时,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共有303.3万人通过招录单位资格审查,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人。
而且,2024年国考的招考职位比上一年同期增加1293个;招录人数也是创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2461人,涨幅近7%——这也是国考连续第六年扩招。
不断创下新高的国考报名人数、国考连续第六年扩招,和A县不断膨胀的临聘人员,是大小同构的:有太多的人想进体制,希望被纳入财政的盘子,获得“稳定”的工作。
但世界上没有恒稳定,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这些不堪重负的县城,只是把后果集中并提前展示了出来。这些甚至不是公务员的临时工,都成了甩不掉的包袱。他们或是有什么关系、人情,抑或是谁谁谁的亲戚,在一个近似熟人社会的小县,这种事情处理起来有多棘手,完全可以想象。
在半月谈的报道里,有些细节很有意思。
“A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提供保工资支出预算表”,A县财政局有关负责人说。
A县县长说,“从他们主动说出问题的态度看,一些领导干部受不了了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希望媒体能帮忙解决。”
临时工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饭碗更铁”的群体?现在是县城遇到这种问题,未来会扩大到何种程度?

图/冰川
对于一些地区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动刀的程度了。
10月24日,财政部公布了2023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6713亿元,同比增长8.9%。这一累计增速自6月以来持续缩窄,前三季度首次跌破两位数。
财政收入增长降速,也必然影响转移支付的力度。此时如果财政供养人员还在增长,工资从哪来?哪里还有百宝箱,藏着呼之即来的经费?
往小了说,那些财政吃紧的地方,应当迅速进行人员精简,形成更强的财政约束,将公共支出、行政成本和地方债务降下来,临时工也不能“想招就招”。学会过紧日子,这不是一个态度,而是一种必须。
往大了说,社会应当着重形成造富机制,降低企业负担,鼓励行业发展,引导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进入创造财富的领域。
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搞钱”。
紧张的财政,根本上只能靠更活跃的经济、更充裕的财源才能解决。无论用如何精妙的刀法去分蛋糕,也无法改变蛋糕有限的事实,做大蛋糕才是更好的办法。
道理简单,但做起来又很难。但形势逼到眼前,有些关口,只能咬牙冲过去。
作 者:青柳
来 源: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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